| 论文导读:：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教授是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提出的公共行政正义观具有非常典型的特征,他认为社会正义是效率和经济之外,公共行政学的第三个原则，促使“社会公平成为公共行政的精神”。 本文对乔治·弗雷德里克森的行政学思想及影响进行概述和讨论，并就我国的行政价值取向变革提出了一些看法。
论文关键词：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平，行政
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是美国著名的公共行政学者，是新公共行政学思想的倡导者与领军者。以他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派提出的“社会公平”观念，在公共行政学界起到了重要影响。他在1980年出版了《新公共行政》，这本书被誉为新公共行政的扛鼎之作，公共行政的发展无不受其著述和思想的影响。
一、相关背景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了一系列社会危机，社会要求改革的呼声不断，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对此，西方行政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对此作出了积极有力的回应。1968年在美国行政学家沃尔多的倡导下，32位年轻的行政学者聚集在美国纽约州雪城大学的明诺布鲁克会议中心，试图通过反思和总结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程，探讨公共行政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寻求公共行政的未来发展方向。会议提出了“新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提出了政府在公共行政过程中除了追求经济行政，效率外，更要考虑社会公平与社会责任。
二、乔治.弗雷德里克森的行政思想
（一）主张入世的公共行政
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理论缺乏活力，完全脱离实际，完全建立在技术理性的基础之上，这样就使得行政学的视野十分狭窄，新公共行政学认为应当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与社会现实相关的问题上来,而不是那些理论与学术相关的问题。其名言是“关心国防部，更关心国防”。公共行政学的目的是改善民众的生活质量。
（二）对传统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突破
十九世纪末，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美国著名行政学家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将行政学从政治学中剥离出来，成立一门独立的学科。他认为政治的职能是制定政策，行政的职能是执行政策，首次提出了政治行政二分的思想。随后，另一位著名行政学家古德诺将威尔逊思想系统化。对于建立政治行政两分的公共行政学科的发展状况，以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教授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派是极其不满，他们认为传统的两分法观念把公共行政学研究局限在非常狭窄的领域内，远远不能满足解决社会问题、处理社会危机的需要。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教授认为新公共行政学应该深入社会与政治，行政学者不仅仅是学术的研究者，更应该是推动社会发改革，促进社会进步的倡导者[1]。
（三）适应动荡的环境，主张构建新型的政府组织形态。
传统的行政官僚组织机构过过于追求稳定和效率功能，政府官员因此失去了应有的社会同情心与责任敏感性，同时也疏远了社会公众，新公共行政学派认为这就需要一种能不断更新的组织来代替传统的僵硬组织机构。他们认为政府的内部行政管理应该置于次要地位，行政组织通过重新定义分配过程、整合过程、边际交换过程和社会情感过程的运作，构建新型动态的行政组织来适应社会的发展。
（四）社会公平价值观的提倡，受益者导向的公共行政
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把经济和效率作为公共行政的两个基本原则，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教授为代表的新公共学派则强调，公民社会中社会公平乃是公共管理的最核心的价值。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教授明确指出：“公平乃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正当、公道和公正的习性或精神……它与正义或自然权利同义”在<<新公共行政学>>一书中，他认为：“社会公平包括管理模式和组织设计在内的一系列价值取向的选择，社会公平就是要求政府服务的平等性……总之行政，提倡政府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就是要推动政治资源以及经济资源转向现实社会中那些政治、经济资源缺乏，处于弱势群体的人们。”[2]同时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教授提出要关注公共利益，要更多的关注弱势群体和少数群体的利益。公共行政要重点关注和长期致力于实现社会的正义和公平。
三、我国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理性选择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文化的冲击、贫富差距的扩大，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市场化改革浪潮中受到巨大撞击。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盛行，由此滋生了大量不利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社会失范现象。因此，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扭曲必然对公共管理领域带来严重影响。以权力为中心、追求效率最大化、市场化取向长期以来一直伴随着我国公共行政管理发展的进程，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首先，直接导致政府行政能力下降。权力价值取向下一味强调官本位思想不可避免得形成“官僚主义”，政府官员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必然会造成政府组织内部运行的低效率。其次，导致公共政策的不平衡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过度的强调市场化的作用已经给公共政策带来了很多歪曲，政府在政策选择中往往只考虑自身利益和顾客利益最大化。这必然会导致真正能成为公共政策的顾客往往是那些在社会上占据权力、知识和财富的精英强势人群，而社会上的低收入人群、弱势人群则被社会淘汰，这与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本质相悖。第三、导致政府公共权力的腐败。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教授在分析政府腐败时曾指出：“当组织从政府模式转向企业模式时，不道德行为和腐败有增加的倾向；当我们逐渐加强政府活动的民营化，把本应该由政府直接提供的服务全部外包给企业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在增加不道德行为和腐败行为的倾向。”因此，政府市场化运作模式更有可能为腐败提供温床，而严重的腐败问题可能影响政府在人们群众中的威信力。部分政府官员以权谋私、参与不正当利益分配，甚至寻租受贿等；所有这些公共权力的滥用情景都有会对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产生严重的破坏力。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公共行政过程的公共价值实现不是短时间内就可实现的，再加上我国传统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根深蒂固，转型期我国公共行政的价值目标与公民认同、法律环境等理想状态还存在一定的距离，政府在寻求公共价值过程中容易走向歧路。我国的公共行政价值变革必须借鉴新公共行政学派的思想，朝着公正、公平、为人民服务和以人为本等方向发展。
首先，转变过去以GDP为纲的政策目标,应该把社会公平的实现程度作为重要指标。按照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教授的观点,社会公平是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只有社会公平的政府才能具有合法性。所以社会公平的实现程度应该成为各级政府政绩考核的基本指标。因此,提高政府执政能力,需要改变过去的经济效率中心观,让政府成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保护者。让公平真正成为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追求[3]。
其次，加强我国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的社会责任意识。我国传统社会就重视政府官员的道德修养,在国家的官员选拔和考核时，注重德才兼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大力弘扬为人民服务,加强勤政廉政建设，增强公仆意识。国家对公务员的考核与选拔依然强调公务员的政治性和道德修养能力。而没用采取西方惯用的政治中立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和民营化也在我国公共服务领域中不断展开。改革一定程度上带来社会不公和腐败现象。根据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教授的社会公平观点。公共管理者要打破官本位思想行政，不仅需要提高职业技能,更重要的是坚守公民道德价值观,具有乐于施善的情怀，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要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要通过合理设置机构、岗位轮换、定岗定编竞争上岗等方式，形成政府公务员能上能下、有进有出的体制，要通过依法行政教育，塑造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追求公平的政府形象[5]。
第三，公共管理者在政策制定或重大决策过程中，要维护和实现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公平与正义，通过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把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控制在适度的区间内，防止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无限扩大而导致两极分化。要充分考虑到弱势群体的利益。然而，社会公平的公共行政精神绝不仅仅是合理的财富分配，还包括公民的政治、文化、社会、司法等方面的公平。必须要从政策、制度、法律上努力营造正义公平的社会大环境，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成员能够平等地享有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等，接受法律保护，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等权力。公平正义是衡量社会文明的重要尺度。[5]
参考文献：
[1]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学的精神没[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18-23
[2]张国庆.公共行政学[M].北京大学.2007(2):613-615
[3]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5):304-319
[4]陈世香.西方行政价值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综述［J］.政治学研究，2004（1）：115- 119.
[5]张成福.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反思与批判[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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