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儒语录
诸子语录和禅宗语录都是对教学活动的记录，追忆或整理，皆采用口语，但二者却源自中印两种不要的文化传统；产生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亦沿着不同的路线，独立发展。直到宋代，两种不同语录终于合流：宋代理学家们受禅宗启发，兴建书院以论道，再仿照诸子语录而记录师徒问答人文历史论文，终成宋儒语录。
宋儒语录的开山之作是《二程遗书》，程颢、程颐的门人将二程有关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言谈编撰为“语录”，理学家“语录”由此渐次涌现，如《宋史·艺文志四》即著录了“延平师弟子问答一卷”、“语录四十三卷（朱熹门人所记）”等，以及刘安世、谢良佐、张九成等人的语录。一般认为，宋儒语录仿效自禅宗语录，如梁启超即称：“自禅宗语录兴，宋儒效焉，实为中国文学界一大革命。”[④]实际上，宋儒语录乃是书院制度的直接产物。宋代理学家为了弘扬其学说，建立了白鹿、石鼓、应天、岳麓等书院，以浅显平易的语言，讲坛论道。这些问答言谈被弟子们记录整理，即成语录。书院的作派，其实是沿袭先秦诸子教学方式，宋儒语录也不过是效仿《论语》的产物罢了。
要说宋儒语录所产生的影响力，自然应该提及宋儒语录的自然特质，因为宋儒语录的作用正隐含于此间。首先，宋儒语录以浅显的语言表现高深的哲理。它用白话把艰深难懂的道理，用身边的现象、熟悉的物品、人所共知的事件，连类比照，讲解得清楚明白，使抽象的事物视而可想论文发表。
其次，宋儒语录反复辩难，切当明白。宋代理学家在讲学文章里大量使用语录体，其大多数学术辩论问答，往来不断，反复剖析，明白正大，议论纯正，举例贴切，和朋友学生论辩切实如话，而道理在不经意间自然流出，强调文章如果有精神力量，感动人处，那就是真正的“不期文而文自至”。
再次，宋儒语录语气和缓，方言切要，不避俚俗。如朱熹教诲别人要心平气和，主张修心要观察“喜、怒、哀、乐”未发时的气象。总而言之，语言、词汇的方言化，也是白话语体散文的标志之一，如《朱子语类》里就大量使用了河南方言。《四库全书》收集了语录体散文中的许多常用方言，并肯定了白话语录对语言的确定和流传所作出的贡献。
宋儒语录除了上述令人赞赏之处外，也有一些常被后人诟病的问题。宋儒语录内容上多涉及性理和语言上鄙俚凡俗，对文学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宋朝以刘克庄的批评指责最为辛辣有力，其影响远及清代四库馆臣。清代非议宋儒语录和喜用“语录”评文并促成了这一经典批评术语的形成，是清初“宋诗派”的兴起和“桐城派”古文的繁荣等文学思潮的反映。
作为中国古代白话学术著作的一种主要言说体制，语录体自宋代以后，已不限于上述诸子语录、禅宗语录、宋儒语录的范围，而扩大到更为宽广的学术领域人文历史论文，但数量众多，难于具列。尽管各种“语录”的内容各有偏重，篇幅长短不同，质量也有优劣之别，但用语通俗，多口语白话，写法灵活，与正统的诗文相比，具有一种新鲜活泼，明白显豁的特色却是共同的。可见语录体著作的兴起与发展，对于缩短“言”“文”之间的距离，对于文言向白话的过渡，对于古代白话由“边缘”逐渐入住“中心”，最后取代文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古代的各种语录体著作，成了研究中国古代白话学术话语、言说方式及学术规则的重要材料。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古代学术载籍汗牛充栋。文言作为中国古代的主要书面用语，在形成、传播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功勋卓著。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从很早的时代开始，中国就有用白话口语进行学术活动的先例，循此路数向前发展，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白话学术的传统，而在这一传统的由隐呈显、由弱变强的发展过程中，语录体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之所以研究古代白话学术与语录体的关系，就是要为中国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寻找某种借鉴，为中国古代文化及文论的现代转换在言说方式与文类特征方面找到某些学术上的理据与可供操作的原则、方法，以便在文言已被废弃的今天，仍然可以涉取传统典籍之精华，为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为重建中国文化而略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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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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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⑽谭家健.漫谈《论语》的文学价值和影响〔A〕、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1辑）〔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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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官贵羊男1987.1.21汉族江西抚州人云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主攻现代修辞学师从骆小所教授。
[①]引自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
[②]引自胡适《国语文学史》。
[③]引自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
[④]引自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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