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本文拟以诸子语录、禅宗语录、宋儒语录为立足点。即称禅宗语录。而成宋儒语录。
论文关键词：诸子语录，禅宗语录，宋儒语录
我国古代典籍中有一种特有的文体，常用于门人弟子记录导师的言行，有时也用于佛门的传教记录。因其偏重于只言片语的记录，不重文采，不讲篇章结构，不讲篇与篇之间甚至段与段之间时间及内容上的必然联系，故称为语录体。它一般语句简短，多用问答形式，随事记录不避俚俗，往往寥寥数语就能刻画出人物的精神风貌并交代清楚事理的是非曲直。它常常采用点悟式的话语表述方式，点到即止，不作长篇大论的引申发挥，凸显一种精炼简约、片言百意的表达效果，与委屈详备的叙事之文和广征博伦的析理论说之文相比，其文体特征都颇为独特。类似于《论语》的“语录体”文本时反语言传统的始作俑者，《论语》之后，禅门弟子借此模式记录禅宗祖师说法开示之言论。因禅师平时说法开示，并不藻饰华词，大多以通俗语直说宗旨（所谓的禅语“返璞归真”即是如此），其侍者与参随弟子予以记录，搜集成册，即称禅宗语录，这种文体大约始于唐代，如《马祖道—禅师语录》《坛经》等。到了宋代，儒家的许多大思想家像朱熹、王阳明等都承袭了孔子的言说方式人文历史论文，其门人弟子记录其言行，而成宋儒语录。这种思想的言说方式和文本的话语结构虽然为后人研究先哲的思想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但是也造成了学术思想的一元独尊，更让人觉得痛心和可怕的是，它的话语霸权甚至剥夺了众多天才思想家的思想自由，使得后来的思想家不得不通过解经的方式来为自己的思想觅取一丝可怜的生存空间。
自古以来，流传世间的语录体著作纷繁多样，但时人对语录体的研究却一直未见深入，相应的研究成果可称得上是寥落晨星。学界末流不畏探索之艰辛，以粒米之学识，斗胆对语录体的几种形态及作用试作一次肤浅、陋鄙的阐述，希图抛砖引玉，仰观真知灼见纷纷横空出世。笔者多方搜罗资料，自行按照不同的标准给语录体作一个粗略的分类，具体如下：
（1）根据语录参与者的不同把语录体分为对话式和独白式。前者包括一问一答式、一问多答式、多人谈论式，如《论语》《中说》《朱子语类》等；后者指语录主体是单个人，如《梦溪笔谈》等。
（2）根据语录发话人的不同把语录体分为名人语录和佚名者语录集。前者如《毛泽东语录》等，后者如《网络语言》等。
（3）根据文本语气的不同把语录体分为交流体和传授体。前者指平等主体或同辈之间的话语记录，如《国学访谈录》等；后者指不平等主体之间（如师生或上下级询问）的话语记录，如《论语》《朱子语类》等。
（4）根据语录体式的不同把语录体分为口说体和笔记体论文发表。前者指记录发话人口头语言的文本，如《中说》等；后者指记述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体文本，如《世说新语》等。
（5）根据语录内容的不同把语录体分为教育类语录（如《论语》《中说》等）、文化类语录（如《国学语录集锦》《颤抖的道德底线》等）、管理类语录（如《管理如歌》等）、生活类语录（如《俗话说》《把日子过成段子》等）、娱乐类语录（如《我呸》等）。
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家自有各家的言论，关于语录体的分类，不同的学者都有不同的见解。不管怎么说，语录体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以记录言谈议论的内容以及对话或设为问答的文本形式，与中国诗学批评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形式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不同的语录体形态，无论是对话还是设为问答，其效果都是营造或设定出一种谈论、讲学或论辩的场景和氛围，以便于引发或凸显发言者的思想观点。本文拟以诸子语录、禅宗语录、宋儒语录为立足点，管一角以窥全貌，探讨语录体的相关问题。
诸子语录
春秋末期，私学兴起，受巫史记录传统和“述而不作”观念影响，孔门弟子遂将教学内容形诸文本，于是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语录体著作——《论语》。之后，诸子仿其体式而做诸子各自的语录著作，后人把这些合称为诸子语录。作为诸子语录的开创性诸子，《论语》可视为孔子与其门徒问答论道、探讨社会人生的真实而传神的记录，随经过整理，但它的文词与当时口语绝不会相差太远。在先秦诸子中，《论语》的文字最为平易简约，这与大量采用口语关系颇大。尔后的孟、庄、韩、荀诸家，虽然也部分采用问答形式、留下语录体的痕迹，但篇幅明显加长，逐渐变为专题性议论，且问答多为拟设虚构（如《庄子》），并非析理论辩的实况录载，其“雅化”的倾向十分明显。
语录常用自身独白的方式来反映主体的精神面貌。例如《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人文历史论文，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种自述其志，体现了孔子高自标持的儒者形象和崇高精神。这种描写人物的方式，不是工笔，而是写意。除此之外，诸子语录还喜欢采用个人独论或二人对话等多种假借他人之口的品评方式间接反映人物特征，《论语》对颜回形象的描写即是如此。
大多数语境下，诸子语录中人物的交流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这便从一定程度上展现出问答双方的形象风貌。例如《论语·侍坐》篇用极其简略而传神的笔墨，记述了孔子周游列国期间，师生间一次充满情趣的坐而论道。通过这种多人交流的语录形式，使孔子的宽厚睿智、子路的冒失好胜、冉有的矜持、公西华的笃雅以及曾皙的洒脱等等，全都恍然生动地浮现在读者眼前。这种通过人物对话、交流所形成的片段或插曲，犹如充满哲理趣味的故事，全方位地展示出了众多人物的形象。诸子语录中除了记录言论外，还有一些客观叙述的文字，能具体入微地洞察人物的本质特征。例如《论语·乡党》篇通过描写孔子在乡里、朝廷、出使别国时的言谈举止，惟妙惟肖，将一个循规蹈矩、严守礼节、温良恭俭的老夫子形象刻画出来。正如李泽厚先生说过的“《论语》是孔子言行的近真写照”。
语录自《论语》开始，语录体文章即采用条目式的体制及问答式的结构，后来的禅宗语录与宋儒语录也都采用这种方式。受诸子语录体的影响，宋诗话也是由一条一则内容互不相关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表达自由，长短随意，极为灵活，无论是偏重于“论诗及事”的北宋诗话还是偏重于“论诗及辞”的南宋诗话都是如此，这直接影响了以后各代的诗话写作。除采用条目式之外，受诸子语录体影响，宋诗话中又多有问答之语，录载了当时文人学士说诗论诗的实况。这种在表达与结构上的方法也影响了后世的诗话写作。如清代的《师友诗传录》《答万季诗问》《修竹庐谈诗问答》《竹林问答》等都留下了受诸子语录体问答式影响的痕迹。
禅宗语录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对尔后中国文化的结构与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中叶以后，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逐渐取代佛教各派，一时之间，禅宗几乎成了佛教的代名词。唐代禅宗沿袭印度佛教的教学方法，以语言文字为方便法门，故而模仿集结，采用散文、韵文相间的佛经体裁以总结禅师生平言说，这种特色的文本形式被世人称为禅宗语录，流传后世的许多禅宗典籍主要就是用这种体式写成的。禅宗尊菩提达摩为初祖，本倡言“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所谓“教外别传”。但为了启导僧众，禅师们还是多方设喻，用点悟的方式来宣讲暗示佛法大意论文发表。或当头棒喝，或逞弄机锋，或逆向思维，或危言耸听，以此诱导僧徒自悟佛性，达到“涅槃”妙境。
弘忍以后，禅宗分为南北人文历史论文，有顿渐之别。南宗始祖慧能的《坛经》可视为禅宗发展史上第一部语录体著作，然仍未冠以“语录”之名。由神会门人所记的《神会语录》是禅宗史上第一部以“语录”为名的著作。成书于南唐的《祖堂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禅宗史料总集，它不仅对探索禅宗早期历史作用甚大，也为研究唐、五代佛教内部的流行语言和这一时期的思想、历史、文化、风俗等提供了新的资料，可以说是唐五代白话学术的代表。禅宗语录中最为著名、最中国白话学术影响最为巨大者当推《五灯会元》，它是禅宗灯录的集大成之作。
清钱大昕将中土语录和释家语录作了区分，称后者始于中国禅宗：“佛书初入中国，曰经、曰律、曰论，无所谓语录也。达摩西来，自称‘教外别传，直指心印’。数传以后，其徒日众，而语录兴焉。……释子之语录，始于唐。”[①]胡适更是指出“《坛经》的体裁便是白话语录的始祖”。[②]禅宗语录何以产生？梁启超以为“殆可谓为翻译文学之直接产物也”[③]，禅僧以口语入文，“其动机实导自翻译”。其实，禅宗语录与佛典翻译并无直接关涉，却和印度佛教说法方法有一定联系。印度佛教一直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播，其对禅僧的影响主要在于令其普遍地使用口语，如果将口头语言形诸文本，又记录的是禅宗说法开示之言论，产生的就是禅宗语录了。从组织结构看，禅宗语录袭用了典型的佛教体裁，效仿了佛教集结的方式。禅宗的这种承袭自印度佛教的语言观念，令弟子在听闻禅师说法开示时，或笔记或口诵，形成语录，以之作为修习的指导，从根本上讲，是缘于该宗派独特的语言文字观念。
随着佛教的日益普及，禅宗语录的日益流行，语言也日益向口语白话发展。甚至可以说，禅宗语录的流行，对中国古代白话学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宋代理学家们的语录体著作，远源是《论语》为核心的诸子语录，近源则不能不归诸禅宗语录的影响。禅宗语录不仅为学者提供了禅史研究的丰富资料，而且也扩大了学者的视野，在思维取向、用字造句乃至语体风格方面都对当时及其后的白话著作发生过重大影响。禅宗语录著作中录载了许多形象生动、颇富文学意味的偈颂和大量著名的公案话头，文人用它们来谈诗论赋，哲人们用它们来论事警众。而使用浅俗的语言，特别是大量运用白话口语：短长随意，不拘一格。具有一种面对面交谈的亲切感，确实不愧为古代白话学术中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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