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剪纸的技法。刺绣。罗伯特·莱顿在《艺术人类学》一书中。同乐侗族刺绣的艺术人类学初探[①]。
论文关键词：剪纸，刺绣，艺术人类学
一、引论
对于美的追求是人类的自然本性，不论是身处现代化都市中的人们，还是耕作于田野之间的劳动者；也不论是物质丰富者，还是生活较为贫困者，都不曾放弃对外界事物的审美追求和享受。艺术高于生活，但它却来源于生活。田野间耕作的辛劳，收获的喜悦、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节日的祝福……都融进一首首浑然天成的山歌、一幅幅画意诗情的绘画、一件件精致考究的服饰中。三江侗族自治县是全国著名的侗乡，这里山明水秀，淳朴宁静，生活于此的侗族人，在这般诗意的生活环境的感染之下，创作并传承了许多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刺绣，便是侗族服饰不可或缺的装饰部分，占据着侗族女性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对侗族刺绣的审美内涵、文化价值、情感寄托等方面，而较少关注于它的技艺操作、造型艺术、风格特征，这些方面有待于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二、技法和造型艺术
博厄斯在其著作《原始艺术》中指出：“是什么令人感觉到它具有美学价值呢？当工艺达到一定卓越的程度，经过加工过程能够产生某种特定的形式时，我们把这种工艺制作过程称之为艺术。”[③]侗族刺绣这一民间工艺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一套娴熟、系统的制作过程。刺绣是侗族服饰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剪纸，从儿童刚出生后就必须戴的帽子，身上挂的胸兜，背孩子的背带盖，到上衣的衣边、衣叉，男人的绑腿，女人的鞋子、肚兜……都离不开刺绣，长期的、不断反复进行的劳动使他们的技术达到了博厄斯所说的一定卓越的程度，并使之发展成为一门艺术。从事刺绣活动的主体是女性，艺术家也都为女性，而男人几乎没有这方面的才能，虽然他们也一直受到周围女性刺绣群体的熏陶，但没有任何男人会从事这项活动。
（一）、剪纸的技法
一件侗族刺绣作品的完成，首先第一步是剪纸，即需要用纸剪出各种图案，再按照图案进行刺绣。剪纸艺人使用小剪刀，在一张空白的硬纸上，根据头脑中所建构的模式剪出一个个独立的图案，由于图案是用于服饰的装饰，因此样式小巧精致，而不同于北方剪纸图案的大而繁缛。另外，关于图案的变化，博厄斯指出：“在无论任何装饰图案都必须安排在一定的面积里的情况下，工匠往往不愿意由于面积的限制而把自己画好的图案切掉某些部分，而喜欢把图案加以变化，尽可能把它装在限定的框框里。”[④]侗族刺绣的容纳面积也是有限的，因此剪纸艺人通常剪的图案以条状为主，当面积不够时，便把图案变形。如图1，这是一朵带着枝叶的花朵，为了有足够的空间，便将花朵的枝弯曲包裹着花朵，而且也使图案显得更立体杂志网。所剪图案多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线条简单的花朵、枝藤、鸟和蜜蜂的轮廓，较复杂的图案是被侗族人称为金鸡的凤凰。除了独立的图案之外，有时候也会剪具有一定情境故事的图案，当地人再赋予它们自己的解读。例如在一位年轻的孕妇家中，我们看到她为即将来临的孩子准备的背带盖上，出现了猴子偷桃、老鼠上树这样一些“非传统”的、有动态感的图案。由于在剪纸之前并没有用笔去勾勒任何形状，只要稍微有些偏离或者过长、过短，这个图案就无法修补，也就是一个失败的作品，因此完全要凭借艺人纯熟的技巧和良好的形象思维、构图能力。欣赏剪纸作品，除了要求线条流畅、边缘圆润之外，还要形状规整、写实。当然剪纸，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几十年来反复实践的结果，相对来说图案并没有和以前有太大的变化，自然可以掌握运用自如的技巧和规范的动作。在一个三千多人的村公所中，一般只有十个左右技艺高超的剪纸艺人，而且多为年纪较大的妇女。女孩子可以从十一二岁就开始学习刺绣，但是却要到三十多岁才开始学习剪纸。另一方面是因为剪纸速度较快，可以在短时间内创作出大量的作品供别人使用，而刺绣则必须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人们便将重心放在刺绣上。
（二）、刺绣技法
将剪纸图案贴到布条上，便可以开始进行刺绣操作。布条颜色的选择只有绿色、红色和黄色。在刺绣的时候，左手固定布条，右手自如地上下穿针，对于当地每天都要进行刺绣操作的艺人，她们都会把左手大拇指的指甲留长，以便于更好地固定布条和针。然后以大概60°的角度从背面将针穿出，把线覆盖在剪纸图案表面，再以同样的角度将针穿入背面。每次操作动作必须保持线的距离相等，拉力均匀，才能使得刺绣的表面光滑、匀称而细密。在刺绣颜色的选择、搭配上，基本按照事物原本的颜色配给，也是以红色、绿色、蓝色为主，当地人称这样的颜色显得十分喜庆、漂亮，并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这三种颜色都是大自然的动植物颜色当中最亮眼、最夺目、最能刺激人感官的，再将它们与布条的颜色搭配在一起，呈现出缤纷多彩的效果。
（三）、构图
人类基本的感官审美中，总是容易对凌乱的事物产生排斥，而倾向于欣赏排列有序、规整、令人愉悦的事物。艺术品的构造通常会按照一定的规律布局，侗族刺绣在构图上便严格遵循着对称的原则。首先上衣左右两边的衣边、衣叉、袖口，左右脚上的绑腿图案，无论是颜色、样式还是在排列的结构、位置上均是相互对称的。其次，在一副较大的刺绣作品内部，同样也恪守着对称的准则。以儿童的背带盖为例。背带盖为正方形，四周分别由四条刺绣布带组成，左和右对称，上和下对称，四个角落则由四个三角形的刺绣组成，以上方左右两边的图形为对称，下方左右两边另外再相互对称。背带盖的中间部分由八个小圆圈，围着中心的一个大圆圈组成，这八个小圆圈以自己的180°角形成了四组对称。不论图案有多么的小，或者是一片叶子，或者是一根树枝，都能从对称的另一方找到相应的一模一样的图案。由于图案小而且多剪纸，艺人在排列图案的时候会先寻找一条长带子或者一个圆圈里的中心点，再依次向外对称排列。从背带盖的构图中可以看出当地人对于对称的要求和追求。
每个民族、每个群体的艺术品都有自己特定的风格，虽然在细节的处理上有所不同，但是总体内部的风格是固定的。人们总是习惯于依赖自己熟悉的样式，不论是日常用品的使用，还是事物的外在形态，一旦固定之后便很难去接受新的改变，一方面是由于使用上的不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心理的安全感需求，新的事物总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被人们所接受，因此人们宁愿选择长期保守一种模式，创新思维自然会受到限制。通过与当地年纪最大（82岁）的一位刺绣艺人访谈得知，至少在她从小所接触和创作的刺绣作品中，一直到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刺绣的样式由剪纸所决定，而一个寨子的剪纸基本上均出于这几位艺人之手（其他人都是从这几位艺人手中购买），因而可以说，刺绣的总体样式、风格是由这几位艺人所决定的。
三、刺绣与社会生活
现代社会中的所谓顶级艺术品，例如绘画、书法、雕塑等，已经慢慢脱离了普通人的生活而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杂志网。但是在传统社会中，艺术品往往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有着很实际的功效。罗伯特·莱顿在《艺术人类学》一书中，举出雷蒙·弗斯这样的话：“原始艺术是高度社会化的……弗斯曾在太平洋上的蒂科皮亚岛上长期从事研究工作，他发现丧葬歌总是由那些与死者有特殊亲缘关系的人们来唱，选中的歌曲则用来表达这一社会联系，而歌唱是一种能带来物质报酬的活动。与西方社会中我们认可的那种艺术家的形象相比，小型社会中的艺术家和他们的群众并未分离。一般来说，他最多是个兼职的专家，在很大程度与他周围的人们具有同样的价值观。”[⑤]艺术都是来源于社会生活，都是在某种社会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因而在不同的社会时期，便会赋予其不同的社会意义。民间艺术品起初是日常生活中并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普通的形式之一，他融合在生活之中，但是在某些特殊的场域又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刺绣的突出女性群体的作用，女性以刺绣为手段得以形成一个有别于男性的独立群体，使得在女性地位低下的传统社会中，以此方式表达女性要凸显自身重要性的愿望。另外，在结婚的时候，刺绣作品是必不可少的嫁妆，这也表明了刺绣在侗族生活中重要作用。当然，刺绣也曾经被认为是俗气的、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并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地位挂钩剪纸，成为边缘化、弱势群体的象征。进入当代社会，虽然不能说刺绣的社会地位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是至少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上有了一定的变化。不仅是外部的人开始重新看待刺绣，当地人也将刺绣作为自身民族认同、向外部争取自身地位的重要工具，他们十分强调“侗家人”这一概念，在与当地人聊天中，不论是关于侗族的建筑、饮食还是歌舞、服饰，他们都强调这些就是“我们侗家人”的生活，“我们侗家人”就是这样的……在重要的节日活动中，侗家人就必须穿着侗衣，这已经成为深深烙进侗族人意识中的印记了。
以韦清花为代表的刺绣名人，在当地社会中拥有较高的影响力。不论是当地的旅游活动，还是到外地参加各种民族文化展演、比赛，都是以她以及其家人为主力，甚至她的作品成为了侗族刺绣艺术成就的代表，在三江县生态博物馆中展出，她家中的织布机也被柳州市博物馆购买并收藏，这也就意味着她的成绩不仅在当代人中得到肯定，更意味着也可以在后人之中得以流传。
五、结论
博厄斯认为，工人的技巧赋予艺术作品以审美效果。这种审美效果不仅来自掌握技巧的愉快，而且来自完美的形式造成的快感。侗族刺绣在其发展的历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统的操作体系，在形式和技巧上都有着精湛的能力。首先剪纸的技艺为整个刺绣作品的完成奠定了基础；图案的构造和排列严格遵循着对称的原则，使侗族刺绣作品呈现出排列严谨有序、规整的效果；在侗族的社会生活中，刺绣不仅是侗族人族群认同的工具，更为刺绣艺人个体赢得了重要的社会地位。
参考文献：
（1）弗朗兹·博厄斯著，金辉译．原始艺术[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2）罗伯特·莱顿著，靳大成等译．艺术人类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
（3）同乐苗族乡志编纂委员会编，同乐苗族乡志[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
（4）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5）克利福德·格尔茨著，王海龙、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A].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6）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A].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7）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著，王铭铭，蓝达居译.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M] .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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