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复调小说”理论是由前苏联文学理论家巴赫金于1963年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艺术形式独特性时提出的，但陀氏绝非这种创作方法的始作俑者，在他之后也还有不少俄国作家成功地运用了这种艺术技巧，本文将俄国文学中的“复调小说”传统展开论述并分析“复调小说”产生的原因。
论文关键词：外国文学，俄国复调小说
“复调小说”理论是由前苏联文学理论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于1929年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艺术形式上的独特性的《陀思妥耶夫斯的创作问题》中提出的，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文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一反传统小说的“独白式”结构框架，创造出一种多声部的、全面对话的“复调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是破碎的完整体，作品中有众多各自独立而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每个声音和意识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这些多音调并不要在作者的统一意识下层层展开，而是平等地各抒己见。每个声音都是主体，议论不局限于刻画人物或展开情节的功能，还被当作是另一个人的意识，即他人的意识，但并不对象化，不囿于自身，不变成作者意识的单纯客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根本上是属于个人的世界。小说具有对话性。作家和作品中的每个人物像乐曲中的不同声部，互相对话、互不干扰的存在着，共同奏成交响曲。巴赫金认为复调小说的主人公结构中的主要艺术成分是“自我意识”。作家主要是写人的思想和心理，而不是以塑造人物性格为主要目标，作家正是通过主人公与作者的对话，主人公与主人公的对话，主人公与自我的对话，充分展示主人公的自我意识，意识冲突以及复杂的内心世界。
在俄国文学史上外国文学，陀氏是“复调小说”的集大成者，但是在文学作品中运用“复调”手法是从普希金开始的。普希金于1936年创作了他的中篇小说名篇《上尉的女儿》。这部小说的历史背景是普加乔夫起义。叶卡杰琳娜统治时期，采取了许多维护大贵族和大地主利益的政策，残酷剥削和压榨广大人民。1773年9月17日，叶梅连·普加乔夫率领由80多名哥萨克组成的小队伍去攻打雅伊克城堡，揭开了揭义的序幕。他宣布解放农奴，取消人丁税，给农民分土地和森林等。因此，起义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很快席卷了包括奥伦堡边区，乌拉尔、乌拉尔山区、西西伯利亚、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等广大地区，踊跃参战的起义者达10万人，直接威胁到了莫斯科。但由于战略战术上的失误，加上沙皇的重兵镇压，普加乔夫所领导的农民战争以失败告终，普加乔夫也于1775年被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处死。在官方的眼中，尽管普加乔夫有许多传奇的经历，但他是一个叛乱者，因此，警告普希金不要将这样的人物写进文学作品中。此前，普希金曾在广泛采访和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写过一部《普加乔夫史》，在那部著作中，作者是以历史学家的立场进行中性叙述的，并且带有较明显的官方色彩，普加乔夫被描写成一个“诡诈而有着传奇经历的大盗”。但是在《上尉的女儿》中，作者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个英武、和善、讲义气、平易近人的农民领袖形象。小说以贵族青年军官格里尼奥夫的个人遭遇为线索，再现了普加乔夫起义的历史中国论文下载中心。格里尼奥夫到边防炮台就职，中途为暴风雪所阻，偶然和普加乔夫结识，并送给他一件兔皮袄。后来，格里尼奥夫爱上了驻地上尉司令米隆诺夫的女儿玛丽亚。普加乔夫率领农民起义军，攻破炮台，杀死了司令夫妇，格里尼奥夫也被义军俘获。普加乔夫很重旧情，把他释放，并成全他的婚事。普加乔夫起义失败后，格里尼奥夫因此事受到怀疑，被政府逮捕。上尉的女儿玛丽亚谒见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澄清了怀疑，格里尼奥夫被释放。小说虽然以上尉之女玛丽亚与故事讲述者——青年军官格里尼奥夫的爱情为主线，但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却是普加乔夫的形象。在普希金的史著中，事件的叙述者和作者的立场是统一的，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作者也可以表达有别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但总体而言，这种描述是中性的。而在小说中。作为叙述者的沙皇军官格里尼奥夫拥有一种明显的官方立场外国文学，他在叙事中多次使用“叛乱”、“强盗”等字眼来称谓农民起义，但小说不同于历史著述之处，在于它的叙事立场是隐含于对事件的重新描述之中的。作者借鉴英国历史小说作家司格特的经验，对历史题材进行生活化的处理，把虚构的人物和历史人物、个人的悲欢离合和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有机地糅合在一起，既赋予虚构人物以特定的历史时代特征，又使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显得生动丰满。作者通过格里尼奥夫的回忆显示了普加乔夫酷爱自由的理想：“宁可做痛饮一次活血的雄鹰，不愿做苟食300年腐肉的乌鸦”。战场上的英勇无畏，军事会议上的作风民主与机智谋略，以及人民群众热烈欢迎起义军的场面。这些是客观的，但作品的感人之处以及把叙述者与普加乔夫联系在一起的事件在于：格里尼奥夫在风雪夜迷路时遇到了好心的向导，他为了感激向导把自己的兔皮袄送给了他，而这个向导恰恰就是叛乱首领普加乔夫；而后者在格里尼奥夫被叛军抓到后又释放了他，并亲自送他去与玛丽亚相会。作者在描述这个情节是，不断表示格里尼奥夫对普加乔夫的敌对态度。他说：“最完善而持久的改革，应当是由于风气的改良而来，不经过任何暴力震动”，并指责是农民起义带来了战乱。但普加乔夫的重情重义，以及格里尼奥夫目睹的现实状况，却在客观上突显了普加乔夫的感人形象。有的论者将这篇小说的叙事方法归结为“隐含的作者”，认为真正作者的思想是通过隐含的作者表达出来的。[①]其实，作品中的格里尼奥夫是一个多重意识的复合体。他所处的出身与他的地位——贵族青年军官身份决定了他深受官方正统思想熏陶，因此，在他眼中叛乱就是不对的，是大逆不道的，因此他才会对普加乔夫持敌对态度。而现实的接触又使他感到了普加乔夫的可亲可敬之处，虽然他从思想上很难认同普加乔夫，但事实又是不能抹杀的，而他的实事求是的叙述却又是违反了他本人的意识形态的。这就形成了相互冲突的两种话语。并且在通篇以格里尼奥夫笔记的第一人称叙述后，作品的最后改以超文本的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说“格里尼奥夫的笔记至此为止，从他家庭传下来的故事中知道，他一七七四年底被释放，是女皇下的令；普加乔夫死刑那天他也在场，在人群中这人认出了他，还对他点了点头，就是那颗头，一分钟后，它就死了，血淋淋的，拿去示众了。”这段超文本从事件参与者的情感型叙事转入了第三者的中立叙事，但这段叙述却表明了普加乔夫面对死亡的坦然和充满自信，形成文本中的另一维话语。小说中既有主人公的意识冲突，又有第三人称的中立叙事，多重话语的“复调”给我们烘托出一个真实可敬、亲切、平易近人的农民领袖形象。
继普希金之后，“复调小说”的艺术手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得到了成功的运用。《罪与罚》中的主人公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主体，它固然是作者所描写的客体外国文学，但并不受作者立场的左右。作者对其进行思想评价也是站在平等的地位，而不是居高临下，这样，拉斯柯尔尼科夫便成为一个客观存在，以没有先入之见的姿态呈现在我们面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一个坚信上帝的人，而拉斯柯尔尼科夫却是一个无神论者，不愿像马尔美拉陀夫那样任人宰割，他打算用“实验”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人”。他是在小酒馆听到一群大学生议论某老太婆为富不仁，恨不得夺富济贫而受到启发，萌生杀死她的念头的，小说表明杀人动机也有好的一面：为穷人。从平时的言行上看，拉斯科尔尼科夫确有善良的一面，如周济困难的同学；杀人之后并未独吞钱财，而是藏起来拟留待穷人之需；还把家里刚刚寄来的生活费全部贡献给被马车轧死的醉汉的家属，以帮助她们度过难关。因而小说令人感到这个杀人不手软的凶犯并非面目可憎，而是善与恶奇异地结合于一身。作为一个复调对话中的思想者，拉斯柯尔尼科夫深受马基雅维利“超道德政治论”和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他的理论核心是“犯罪有理”：即上帝的法则如果不能施行，则拥有强大力量的某些人可以代行上帝之职，来惩戒人间之恶，而为了达到更伟大的目标，这些人可以不择手段，在他看来，上帝并不能给世人以任何回报，因此，信仰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才质疑索尼娅：上帝“给了你什么”？上帝不能做的，他便有权利来做。在他看来人分成“凡人”和“超人”，“凡人”是如畜生的芸芸众生，而少数“超人”则是成就功名的材料，是生活的主宰。“超人”为了出人头地，可以为所欲为，甚至“蹚过血泊”去夺取功名，于是拉斯科尔尼科夫要像拿破仑那样成为超人。相反，如果不去杀人，他自己便成了“凡人”和“畜生”了，他绝不甘心。《罪与罚》中存在着人物之间的对话，人物自我对话，人物与作者的对话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在作品中不是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思想进行评判，而是借助索尼娅表达自己的立场。在《罪与罚》中，索尼娅是苦难和赎罪的化身，她虽然要靠卖淫养活家人，但她有着对上帝的信仰、基督式的爱、忍受苦难的精神。因为她的存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思想才没有像在西欧的世俗社会那样成为独白，而是处在与信仰者索尼娅对话的平台上。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后，因内心处于痛苦的矛盾冲突中，无法摆脱内心的恐惧外国文学，他感到自己原先的一切美好的感情都随之泯灭了，他意识到自己的“实验”失败了。所以他怀着痛苦的心情来到索尼娅处，受到索尼娅宗教思想的感召，向她说出了犯罪的真相与动机。在索尼娅的劝说下，他向警方投案自首。虽然他在最后打开了福音书，但并不表明他完全认同了索尼娅的信仰立场，他还会继续进行思想探索，展开与自我、与他人的思想交锋和意识交流的。虽然，作者在作品中宣扬了自己的宗教思想，并似乎让这种思想取得了胜利，但在一个恶势力横行的社会中，虽然不能任由个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改造世界，任由丛林法则合理化，但一味的忍受苦难肯定是行不通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也不会完全认同这种理论。这种全面对话的手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卡拉马佐夫兄弟》等许多作品中也有很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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