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汉代西北地区漆器手工业的造物思想与汉俗文化思想之间形成互动与共生的民俗文化形态。随着汉政府对西北地区的扩张与开发，中原文化开始入驻西北民族地区。譬如从考古中发现，汉代陕西漆器的装饰纹样主要有网状纹、茱英云纹、卷枝花草纹、朱绘云纹、贴金凤纹、兽纹、云纹、车马杂技狩猎纹、朱绘锯齿纹、倒三角纹、卷云纹、四叶蒂形纹、点云纹、点线纹等。这些纹饰类似刺绣纹饰，把刺绣纹饰用于彩绘陶胎漆器图设计是汉代陕西漆器设计的鲜明特色。如靖边县张家坬西汉墓“出土一批完整的西汉中期后段彩绘陶器组合, 尤其是出土的10件囷, 大部分彩绘鲜艳, 色彩有红、白、蓝、绿。白彩纹样和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长寿’绣、‘万事如意’锦及新疆楼兰出土的‘延年益寿’汉代织锦茱英云纹样十分接近, 这种纹样在汉代流行的地域极为广阔, 虽然这些标本出土在相隔遥远的不同地区, 具有不同的风格, 但其基本的纹样却是一致的, 表现出极大的共性。汉代人以为这种植物（茱英）能辟邪, 因而在工艺装饰上颇为流行。把刺绣纹饰用于彩绘陶器中, 在国内还未见报道。”[12]再如咸阳出土的漆器花纹图案设计艺术与思想也非常具有典型性。咸阳织布厂汉墓出土的漆器之饰件中铺首、羊和麒麟，在汉代漆器装饰中也具有代表性。铺首，是汉画像砖上常见的装饰性图案。
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漆拭盘的设计，最能体现汉代中原设计艺术的美学原则，即“规天矩地”。该盘分天盘与地盘两部分，天盘为圆形，地盘为方形，寓“天圆地方”。汉代人对天与地的思考进入了新阶段，由先前的简单图形抽象（如八卦）与自然图腾（如动物图腾），发展到对主体性（如人自我）的思考。漆拭盘的设计，可谓是汉代中原文化中“规天矩地”设计思想在西域的应用。
（三）汉代西北地区漆器手工业生产与市场具有开放性与民族化免费论文，也体现了西北民俗文化的包容性与自律性。从考古出土的文物中，我们可以发现，汉代西北地区出土的漆器在种类上、设计思想上、装饰手法上等视点上与中原汉俗文化特点具有相似性。也就说，汉代西北民族手工业是在一个开放的、相互学习的基础上共同发展，并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色。在汉代，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是漆器生产资料与产品的重要运输线，它为中原与西域，也为国内与国外的各种生产资料与产品（包括漆器）实现了组织运输与市场交换。《后汉书·礼仪志》：“王公主贵人皆樟棺朱漆，画云气。公特进樟棺黑漆。”可窥见当时长安一定有运输大漆的情形，所以“丝绸之路”打通了内地通往西域的交通之塞。汉代政府很重视加强西域边防建设，诸如修筑长城、养马设苑、屯田戍边、结盟修好等边防措施。《汉书·西域传》：“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从长安出发至凉州(今甘肃武威)段，其中有一条重要的线路，就是经过今宁夏南部的固原，即西汉时期的高平。固原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固原北魏漆棺纹样有日纹、月纹、花鸟纹、忍冬纹、云气纹、龟背纹、动物纹、人物纹、联珠纹、（三角状）火焰纹等。其纹样具有汉代云气纹漆器风格，可见宁夏汉代漆器明显受中原漆器艺术特色影响。《后汉书·西羌传》：“至于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及武帝征伐四夷，……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寒，河西地空免费论文，稍徙人以实之。”说明，汉代中原文化与河湟地区文化与经济交流频繁，尤其是“徙人以实之”政策，必将为西羌人学习中原漆器制造技术提供契机。
汉代新疆漆器设计思想与风格深受甘肃与中原漆艺影响。“1906年,斯坦因在新疆尼雅县北遗址中发现有佉卢文书及东汉封泥,金刻篆文“鄯善都尉”,说明鄯善完全归服了汉朝。鄯善国当在此时才迁王城于今鄯善县地。”[13]具体有以下与内地相似之处的设计思想：其一、汉代新疆漆器纹样设计，具有汉代中原特色。“乌鲁木齐市的阿拉沟、鱼尔沟、艾维尔沟墓葬地处苏贝希文化与察吾乎文化的交界地带,文化因素反映出交融的特征。……随葬品有陶器、木器、铜器、铁器、金、银、漆制品、丝织品等。……漆制品有流云纹盘。”[14]楼兰古城(今罗布泊西岸)东约六七公里处曾发现东汉墓葬区 ,“墓区内发现有大量东汉丝织品,出土有漆、木器、五铢钱及铜镜钱片,……瑞兽纹、瑞禽纹、波纹锦等。”[15]纹样，是线的组合艺术，也是对事物抽象的形态。根据考古发现，西汉后期的出土的漆器自然景象纹样主要有云气纹、流云纹、卷云纹、波折纹、山形纹、背斗星图象纹、勾连云纹、山纹、云纹、编织纹、网纹、绳索纹、星云纹等。可见流云纹样是汉代漆器设计中最常见的一种。云纹也是汉代神仙思想与五行思想在漆器上的集中表现，具有动感与神韵之美。汉代新疆漆器及其他器具上的流云与波纹纹样，显然受到中原漆器纹样的启发与浸染。其二、汉代新疆漆器平面文字设计具有汉代设计思想。“从汉晋时期开始，西域人民便喜欢使用内地流行的梳妆用具。在民丰县尼雅河旁一座古遗址中出土的殉葬的奁盒系用我国南方常用的藤条编成，内装一面篆体书写的“君宜高官”铜镜。另有绸制绣花粉袋、漆花、木梳、线具，与内地所用物品无异。吐鲁番等地发现许多木梳，形式与内地长沙、江陵等地出土的完全相同。此外还发现了铜镜和盛放铜镜的漆奁等。现在民间流行的梳妆用具基本与内地相同。”[16]不仅在器皿上的文字设计，而且布锦上文字设计也具有汉代特色。楼兰古城(今罗布泊西岸)东约六七公里处曾发现东汉墓葬区，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寿光明”、“长乐光明”、“长葆子孙”锦。”[17]“瑞兽纹文句锦缘裁花毛布裤、‘大长乐明光承福受右’锦方枕、‘大长乐明光承福受右’锦残片、格纹丝编织组带大概属于同一时期，年代属于东汉至西晋。”[18]这种吉祥文字设计在汉代瓦当设计上最为常见。其三、汉代新疆漆器图案与风格设计有甘肃河西走廊文化特色。“从乌鲁木齐鱼儿沟墓葬出土的漆器、丝织物和小铁刀,都是来自祖国的中原地区。鱼儿沟和阿拉沟墓葬中出土的彩陶,据考古工作者分析,它的图案和风格,显然是受到了甘肃河西走廊古代文化的影响,并和玉门清泉火烧沟遗址中出土的彩陶图案,有着明显的共同点。”[19] 1998年3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楼兰遗址区清理的两座墓葬发现，彩棺五面绘彩,棺体上绘铜钱纹及花卉纹,棺两头封板上分别绘朱雀和玄武。彩棺上朱雀,玄武是汉代艺术设计中典型的“四神”图案。青龙与白虎、朱雀、玄武一起并称“四神兽”。四大“方镇”之神常用来表示方位，它始于汉代，汉陵便有以四神瓦当表示方位的作法。[20]最早的四神图出现在墓室，见于山西平陆枣园东汉初的墓葬中。[21]王莽时流行“四神瓦当”，即在瓦当上面绘烧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形象，用以表示东、南、西、北。在汉代画像石中，四灵作为祥瑞的象征，有辟邪驱恶之功能。“在汉代人的思想中。打鬼驱邪是为升仙开道，而驱邪和升仙过程中都离不开神兽。因为龙虎神兽，可使凶煞恶鬼不敢妄动，有助于墓主升仙。”[22]汉代新疆漆器图案中的朱雀与玄武正好对应西与北的方位，也体现出其设计所传达出来的宗教信仰思想。其四、西北出土漆器的墓葬风格基本汉化。“楼兰古城(今罗布泊西岸)东约六七公里处曾发现东汉墓葬区,经先后发掘清理,在一座保存较好的墓竖穴墓室中,发现青壮年男女尸体各四具,仰身直肢,交错迭压,显然是战争中死亡者。‘仰身直肢’则说明鄯善人仍是依汉族葬俗。”[23]“营盘15号墓的丧葬习俗不仅在河西走廊地区,而且在远离西域的长江流域也可找到同类,可以肯定地说,营盘人的丧葬风俗采自汉地。”[24]而且出土的器物中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反映汉代新疆与内地中原一样，具有崇尚厚葬之风。
可见，汉代西北民族手工业生产与市场具有开放性体系特点，这也为西北民族手工业的发展提供契机；在吸取中原文化的同时，也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免费论文，体现出西北民俗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与自律性的特点。
四
综上对西北汉代漆器手工业的发展及其民俗文化特征的分析,可以发现，汉代西北地区手工业在中原文化与本地文化的共同哺育中成长，它是反映西北民俗的文化、信仰与宗教的一个重要平台。西北地区手工业与民俗文化共同形成了西北民俗文化生态层，而且，手工业的造物思想与汉俗文化思想之间形成了具有互动与共生的文化生态性。同时，汉代西北地区手工业生产与市场的开放性也体现了西北民俗文化的包容性与自律性，这种手工业结构形态与汉代社会的思想与生活传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并通过地方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宗教文化获得了本民族身份的价值认同, 从而形成了属于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象征事象与文脉传统。
注释：
[1][2][3]刘光华、谷苞：《西北通史》，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卷，第8、8、298页.
[4][5]马国荣：《汉代新疆的手工业》，《西域研究》，2000年，第1期.
[6][10]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平安县古城青铜时代和汉代墓葬》，《考古》，2002年，第12期.
[7]何光岳：《氐羌源流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3页.
[8]刘杏改：《从青海考古发掘看古羌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3期，总第98期.
[9]何光岳：《东夷源流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第2页.
[11]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昆明羊甫头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4期.
[1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靖边县张家坬西汉墓》，《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4期.
[13][15][17][23]杨东晨：《杨建国秦汉时期新疆地区的多民族国家与文化》，《西藏大学学报》，2001年6月免费论文，第十六卷，第二期.
3/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