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关于莎士比亚《李尔王》的悲剧意义的解释可谓人言言殊，本文试图运用结构主义“二元对立”这一概念和以及原型批评理论对《李尔王》进行解读。
论文关键词：二元对立，深度模式，原型，人文主义，悲剧性
《李尔王》是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悲剧，因其无与伦比的崇高和悲剧美，自20世纪以来被广大莎评家誉为莎翁的四大悲剧之首。布雷德利指出，“《李尔王》历来被公认是莎士比亚最伟大的作品，最杰出的剧本和最充分表现诗人多才多艺的悲剧，要是只能保留一部戏剧，也许大多数莎士比亚学者会要求保留《李尔王》。”[1]许多评论家认为20世纪《李尔王》已经取代《哈姆雷特》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然而，大多数莎评家们对此剧悲剧价值的鉴定主要着眼于社会政治理想的破灭或君主个人的毁灭。如果仅仅从此层面分析，其悲剧价值就缺少了普世的意味，难以把握其“深度模式”。事实上这一悲剧远远超出了个人和家庭的范围，具有更广阔的社会画面，它展现了新旧交替时代人性趋向的迷失和社会伦理的颠覆，它最终消解了莎士比亚一生所追求的人文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从而引发出对人存在意义的终极思考和探索，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所揭示的这种最普遍也最深刻的主题思想。
“深度模式”（deep structure）是结构主义诗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指以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为基础的、依赖于一定的认知模式进行阐释的文学作品的内在结构，它是一种在现象底层具有深度的东西。“文学作品的全部表面特征都可以简化为一种本质，一个贯穿作品所有方面的单一的中心意义，这个本质就是‘深度模式’而不再是作者或圣灵的思想。文本实际上是该深度模式的‘副本’。”[2]本文借用这个概念是在试图说明在《李尔王》中存在着类似的二元对立，并进而指出这样的二元对立对理解这个悲剧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李尔王》剧中的人物可谓阵线分明，正义和邪恶人物在经过先后亮相和反复站队后，划分为两个阵营。高纳里尔、里根、康华尔、爱德蒙、奥斯华德是邪恶分子。考狄俐娅、爱德伽和肯特是善良的人。高纳里尔和里根在李尔大权在握的时候，花言巧语人文历史论文，极其“孝顺”，而在李尔把国土、王权分给他们以后便开始作威作福，原形毕露，把生身之父看作多余累赘，在暴风之夜将其赶出家门，她们在家中对自己的父亲和同胞姐妹刻薄无情，对自己的丈夫也毫无信义可言，对别人更残酷无情，鞭打残害仆人，迫害大臣，挖掉葛罗斯特的眼珠。两姐妹彼此之间还争权夺利，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免费论文下载。爱德蒙是利己主义的代表，为了满足私欲不择手段，他先是捏造了一封假信陷害同父异母的哥哥爱德伽，使轻信的父亲上当受骗，使爱德伽不得不伪装成疯丐逃亡在外，以乞讨为生，随后，他为了夺取父亲的产业和爵位，向同样野心勃勃、狡诈凶残的康华尔告发父亲暗中帮助李尔联络外国军队的事借以邀功请赏，不惜置父亲于死地，欲壑难填，野心不断膨胀，他既而有意勾引高纳里尔和里根企图进一步夺取皇权。
而考狄俐娅、爱德伽、肯特是仁爱、正直、善良的人，是人性光辉的体现者。正面人物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考狄俐娅，她出场次数不多，却是黑暗中的太阳，把人心温暖照亮。她忠厚、仁爱、热诚、质朴，具有高贵的天性和品质。她似温柔的天使，以无限热爱对待曾无情抛弃她的老父亲，以满怀的的仁慈眷顾世上万物。爱德伽忠厚老实，被弟弟陷害不得不伪装成疯丐逃亡在外。而他对父亲葛罗斯特并无怨恨，当葛罗斯特被剜去双眼绝望自杀之时，他极为耐心地帮助和开导瞎眼的父亲。而李尔在经过苦难的洗礼之后，幡然悔悟，忏悔了自己以往的罪恶，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觉悟到权利和地位纯属幻影，除了真诚的爱，大千世界空无一物。
在剧中正义和邪恶形成鲜明的对照：考狄俐娅纯洁崇高与高纳里尔、里根的龌龊情欲，爱德伽的虔诚与爱德蒙的贪婪，肯特的忠诚与奥斯华德的唯利是图，奥本尼的仁慈与康华尔的残暴，李尔清醒时的昏庸和发疯时代理智人文历史论文，葛罗斯特失明后的幡然悔悟和之前的轻率刚愎，法兰西国王的高尚与勃勆第公爵的卑鄙等等。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运用的二元对立原则并非局限于人物性格方面，整部剧中还贯穿着其他各种二元对立组合模型，如生与死、悲泣与欢笑、得与失、沉默与有声、纯真的爱与强烈的恨等等。这种二元对立的基本模式，规定了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命运，为人们理解这部剧作提供了依据。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美德终有回报。而《李尔王》却以善良的考狄俐娅被缢死狱中，李尔也在打死狱吏之后因绝望而死作为全剧的收场。莎士比亚为什么要安排李尔和考狄俐娅失败和死亡的结局呢？
我们可以用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来分析这个故事。莎士比亚其实巧妙地重述了一个“灰姑娘”故事或者说是“灰姑娘”故事的变体，它已经不属于某一时代，而属于任何时代。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一书中说到，“原型是一种典型的或重复出现的意象。”[3]事实上，《李尔王》是根据古代不列颠的传说而写成的悲剧，莎士比亚不少剧作都取材于民间故事，民间故事不仅丰富了他的想象力，而且为其创造提供了广博的素材。《李尔王》的故事情节在一定程度上取材于民间故事《盐一样的爱》（Love Like Salt），尤其是开幕的“考爱”一场，在原故事中，国王要三个女儿表明对他的感情，他最宠爱的三女儿说她对他的爱“像盐一样”。这种回答令国王十分失望和恼怒，于是女主人公被逐并饱受磨难。故事中的女儿可视为考狄俐娅的原型，但这一故事最后以父女俩人和解团圆而告终。评论家奈茨曾说过：“《李尔王》是个具有普遍性的寓言剧，该剧的技巧是决定于需要的，他要以最大限度的逼真形象来表达人生造诣的某些永恒的东西。”[4]而莎士比亚将原故事中李尔王重返王位，父死后由考狄俐娅继位改为使父女提前都死在爱德蒙之手。将童话里皆大欢喜的结局变成为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悲剧结局，这种对原有神话原型的否定可以说是《李尔王》的“深度模式”。通过善与恶的对立，理想与现实的对立，故事最终结局与“灰姑娘”神话原型的相背离，莎士比亚更深刻地意识到人的悲剧性命运，意识到人的有限性和人文主义的非终极性，而这种悲剧性的结尾也正是《李尔王》的深层意义所在。
莎士比亚一生所追求的人文主义其核心是真、善、美的统一，在剧中他塑造了体现他人文主义理想的人物考狄俐娅，人们常常把她看作莎翁笔下最动人的理想人物之一。 然而，正是这种真诚、善良、美丽的化身却不为自己的父亲所容，被迫去国离乡，最后伴随着一抹白绫香消玉殒。莎士比亚就这样把自己的理想与希望生生捏碎，扬弃。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变革、激荡的时代，新旧各种观念相互碰撞冲突，裹挟其中的人们面临着多种选择，进退维谷。伴随着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人们更注重自己价值和欲望的实现，但在实现的过程中，难免与他人或社会、国家的利益形成不能克服的矛盾，而采取非正常的手段追求自身利益的实现，则意味着对他人犯罪。这种利己主义的过度膨胀，则造成罪恶的泛滥免费论文下载。理想的力量在现实面前总显得非常脆弱人文历史论文，在欲望和势力面前不堪一击。所以人文主义的理想虽然贯穿莎士比亚整个一生，但他对人文主义的倾向性却前后很不一样。早年他对人文主义充满了信心，坚信人文主义有辉煌的前程，认为“只要依靠忠诚于国家的贤明公正的君主就可以实现普破案和谐的人道主义原则，使国家繁荣富强。”[5]但到17世纪初的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期，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统治阶级的日益腐朽，特被是詹姆斯一世上台以后，社会更加黑暗，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当时社会风气急转直下，“亲爱的人互相疏远，朋友变为陌路，兄弟化为仇敌；城市里有暴动，国家发生内乱；宫廷之内潜伏着谋逆；父不父，子不子，纲常伦纪完全破灭，”[6]这是一个罪恶丛生的可怕世界。
许多研究表明荒诞派戏剧与莎士比亚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柯特指出《李尔王》一剧具有非常现代的内容，已经具有荒诞戏剧的雏形。”[7]《李尔王》已经传达出约内斯库在《无偿的杀人犯》中的思想：我们都的死，这是唯一的严肃的异化。《等待戈多》有两个人物，一个是瞎子波，一个是哑巴拉基。弗拉基米尔问：“口袋里装的是什么？”瞎子说：“沙子。”他们都仿佛是从《李尔王》中脱胎而来。如果没有考狄俐娅，那么李尔王的下半部就是一部《等待戈多》，考狄俐娅就是戈多；两部剧的区别在于莎士比亚让考狄俐娅上场了，而贝克特没有。可是考狄俐娅仅仅是昙花一现，莎士比亚之所以安排考狄俐娅与李尔王都死去的情节，是表明自己所理解的人的存在意义的一种方式，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的人类正在寻找自我的解放，他们面临着许多困惑，李尔的呐喊是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探究，然而，人追求美好价值的努力总也无法如愿以偿，这是莎士比亚悲剧的主题，乐观主义的、正义的努力是徒然的、艰辛的，往往收效甚微，这也正是莎士比亚作为人文主义者对人类普遍精神悲剧的清醒认识。
[参考文献]
[1] 布雷德利. 莎士比亚悲剧[M].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2] Eagleton，Terry.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
[3] 诺思罗普?弗莱. 批评的剖析[M]. 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4] 奈茨. 李尔王[A].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C].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 吴郎. 外国文学[M].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6] [英]莎士比亚. 李尔王：英汉对照[M].朱生豪，译. 外文出版社，1998.
[7] Dryden人文历史论文，John. AnEssay of Dramatic Poesy，1688，p.187.
KingLear: A Somber Song of the Humanist
—An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ism and Archetypal Criticism
CUIYan
[Abstract] Opinions vary greatly about the overallmeaning of Shakespeare’s tragedy King Lear. This essay attempts to reinterpretit by means of structuralism and archetypal criticism.
[Key words] binary opposition; deep structure; archetype; humanism; tragic
上接（P73）
此外，游博文在回忆自己初到澳大利亚为海边酒店提供设计时，卡斯特罗从旁观者的角度说到，“对于那些在酒店工作的本地人而言，他（游博文）漂泊不定，好多次他们（本地人）冲他大喊，他只不过是个外来者”（卡斯特罗，2003：7）。路易斯死后游博文对自己生活的反思则说明了在新的文化中重新建构自我文化属性的成功，如当游站在海边酒店的屋顶下看着自己的建筑作品，他感觉到“自己好像穿过了一道门，在门的那一边，他再没有什么可掩饰了”（卡斯特罗，2003：151）。
由此可以看出，卡斯特罗在对待个体文化属性的问题上，思想观念是比较开放的。在小说的叙述中，卡斯特罗站在文化认同的立场上，强调了产生文化差异的根源在于个体与所处文化的不稳定交集，游博文这个个体源自中国的背景，在澳大利亚土地上和当地文化相混杂，文化的混杂性消除了中澳两种文化的冲突和对立，在多元的文化背景中重新定位自己的属性，从而产生崭新的个体属性，实现不同文化的融合。
[参考文献]
[1]Castro， Brian.After China [M]. Adelaide: Lythrum Press， 2003.
[2]萨义德.萨义德自选集[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王光林.摆脱“身份”关注社会——华裔澳大利亚作家布莱恩?卡斯特罗访谈录[J]. 译林， 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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