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bin-Q与现金流CF乘积交互项分别在0.1和0.0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相关，在共谋组中符号为负，表明企业存在过度投资行为；在监督组中符号为正，表明企业的过度投资得到了有效抑制，可验证命题1的结论；当第一、二大股东相互共谋时，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过度投资水平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0.0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正相关，且与其平方显著负相关，股权集中度与过度投资水平呈倒“U”关系；当第一、二大股东相互监督时，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过度投资水平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不显著，但与其平方在0.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即股权集中度与过度投资水平呈“U”型关系，可验证命题2的结论；共谋组中股权制衡度的影响未见显著，说明此时由于形成了股东联盟，在“利益趋同”效应下，股东联盟已完全控制企业，使得其他大股东对其基本无制衡力，此时股权制衡大小对投资效率不能起到制约作用，导致投资非效率倾向加剧；在监督组中，股权制衡度在0.0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股权制衡效果相对较好、作用更为积极，使得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得到有效缓解，与命题3相符。
3、 稳健性检验
依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41条中关于控股股东的相关规定，按照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超过40%，以及30%、25%的比例重新划分样本，结果发现这并不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其次，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大股东性质的哑变量SX与Tobin-Q构造的交叉项SX QCF检验制约机制是否能缓解过度投资行为，因为交叉项SXQCF的系数显著为正，故说明制约机制有效；最后，在对Tobin-Q的测算中，按照流通股价70%与80%的折价来重新进行估算，结果表明，当Q值下降时，投资与现金流的相关性增强，可认为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所以，一系列检验表明本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三、 结论
基于中国典型的大股东控制的股权结构，本文利用2738家上市公司2005～2007年的数据为样本，在对公司第一、二大控股股东的性质相同与否为切入点，通过理论与实证的结合分析，研究和探讨了在第一、二大股东属性相同和相异下所有权特征与投资行为的关系。研究认为，在大股东不同的所有权配置下，企业投资会随之变化从而呈现出不同的行为倾向：（1）当第一、二大股东属性相同时，他们在共同的“隧道挖掘”行为中更易结成“利益同盟”，股权集中与投资效率呈倒“U”型非线性趋势，股权制衡难以发挥积极作用，从而引起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加强。（2）当第一、二大股东属性相异时，由于两大股东对各自利益得失与控制权成本的考虑，双方更倾向于相互监督并制约对方的投资行为，股权集中与投资效率呈“U”型非线性趋势，股权制衡力增强，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得到缓解。
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影响企业非效率的投资行为是在上市公司所有权集中的背景下，以股东控制权收益为纽带，以股权制衡为主要内容，包括了企业所处的内、外部治理环境、相关法律制度以及社会历史环境等方面的因素所共同决定的复杂的体系。本文限于上市公司公告信息不全面等一系列因素未能将其考虑在内，从而限制了本研究结论的应用范围。
注释：大股东股权性质的哑变量SX：国有控股公司，SX取1，否则取0；限于篇幅, 本文省略了稳健性检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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