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投资决策时公司最重要的财务决策之一，是企业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本文分析了非效率投资行为产生的途径，并分别从外部治理环境和内部治理机制两个方面进一步提出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政策建议，对于优化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有效配置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过度投资，投资不足，代理冲突，治理环境
1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问题
公司投资行为是公司的核心财务问题之一，是影响宏微观经济运行和资本市场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导致的企业失败事件屡屡发生，严重阻碍了我国上市公司前进的步伐，在我国目前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条件下，研究非效率投资行为如何抑制，对于优化我国上市公司投资决策、有效配置市场有限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统MM理论框架下，企业的投资决策仅由其投资机会决定，不存在资本配置的非效率问题，然而由于现实世界的不完美，信息不对称和融资约束的客观存在，实践中出现大量的非效率投资现象，包括过度投资（over-investment）与投资不足(under-investment)两个方面。以净现值为判断标准，过度投资是指把资金投资于净现值小于零的项目，相反，投资不足是指即使公司有净现值大于零的项目也不去投资。
2 代理冲突与非效率投资
2.1信息不对称、代理冲突与非效率投资
由于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企业无法将其现有资产和未来投资机会的质量给市场上的资金提供者，融资约束问题的存在，致使企业即使有很好的投资机会也难以资本市场筹集足够的资金去投资，产生投资不足。Jensen 和Meckling(1976)指出，当股东从债权人那里取得资金后过度投资，很可能不将资金投放于债务契约中所约定的低风险项目，转而投资于高风险的其他项目。即产生资产替代问题，这样，一旦高风险项目成功，股东将获得扣除固定利息后的全部收益；如果项目失败，由于股东的有限责任，将导致债券人承担项目失败的较大损失。债权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将会采取提高利率、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或增加贷款的限制性条款等措施，债权人的自卫措施使得股东取得新贷款难度增加，即使公司有净现值大于零的投资项目，而如果项目的回报率低于资本成本，公司也只能放弃，导致投资不足行为的发生。
信息不对称导致还会导致股东道德败坏，Myers（1977）指出当企业的债务超过项目的NPV 时，债权人将获得项目所有净现值，而当前股东一无所获，这种情形下，股东就会有放弃项目的动机，引发投资不足问题。同理，潜在股东也会因信息不对称而低估公司价值，并在提供资金的时候提高价格。如果现有股东和管理者认为用高成本资金支持项目比放弃项目损失得更多，公司可能会放弃正NPV 的项目（Myers 和Majluf，1984）。
2.2代理问题、代理冲突与非效率投资
由于现代公司制度中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股东（委托人）将其资金交给经理人（代理人）代为管理，以实现股东财富的最大化，而股东和经理人的目标函数并不一致，股东的目标是实现股东财富的最大化，而经理人则可能更多追求较高的薪酬激励、在职消费以及豪华的办公场所等，因而可能出现经理人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Berle and Means, 1932;Jensen and Meckling, 1976），即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论文格式模板。
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代理关系而产生的代理冲突会导致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经理人掌控的资源越多，将企业资金用于过度投资的可能性越大。Jensen（1986）把超过企业所有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所需资金之外的企业可自由支配资金称为自由现金流，并指出，当企业拥有大量的自由现金流量时,经理人具有将自由现金流投资于谋求自身利益项目的动机，即使该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小于零，导致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这种自由现金流导致的过度投资被称为自由现金流假说。Stulz(1990)的研究表明,为了控制更多的资源、获得更多的在职消费,经理人具有通过不断投资新项目进行帝国建造行为的倾向。
不同于传统的代理问题，LLSV的一系列研究表明，现代公司的所有权结构不同于被广泛接受的股权分散的“贝利——米恩斯命题”，集中的所有权结构在现实中更为广泛（Shleifer and Vishny, 1997;La Port et al.,1998,1999,2000a），随之，代理问题由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第一类代理问题转移到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在股权集中的所有权结构下，处于控股地位的大股东可能通过非效率投资、过度多元化等途径实现控制权私利而牺牲中小股东的利益，尤其是在投资者保护程度较弱的治理环境中，这种情况更为明显。Holmen and Hogfeldt(2005)指出在金字塔式控股企业里,终极所有者会借助过度投资的方式来转移其它股东的利益。
3 治理环境对非效率投资问题的改善
公司治理是通过一整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的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化，从而最终维护公司各方的利益(李维安过度投资，2001)。近年来La Porta等人一系列的研究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公司治理环境对企业的影响。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的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环境要素会影响到企业契约的顺利签订和执行,进而影响到公司治理的效率。他们的实证证据表明,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能提升企业价值。企业治理环境质量的提高是有效改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制度基础。
公司治理环境包括外部治理环境和内部治理机制两个方面。下面本文分别从外部治理环境和内部治理机制两个方面提出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政策建议。
3.1改善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环境的建议
（1）提高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督
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处于发展中的证券市场，投资者与企业之间在投资项目预期收益方面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比发达国家成熟的证券市场要严重的多。进一步考虑我国特殊的股权制度安排，会发现在这一制度环境下,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非效率投资问题会更严重(潘敏和金岩, 2003)。
加强企业信息披露能有效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使投资者能更好地区分良好的投资项目和不良投资项目，投资者对企业投资机会能更好的了解，能降低良好投资项目的筹资成本，减少投资不足，还能提高外部投投资者对企业的监督，进而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此外，信息披露与外部信息环境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较好的外部信息环境给予了企业更好的信息传播效率，提高了信息披露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效果。
（2）减少政府干预程度，加快市场化进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财政分权以及相应的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和晋升机制，极大赋予了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动力（周黎安，2004）同时随着财政自主权和管理权的下放，地方政府承担了促进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为此地方政府有很大动力对地方企业进行干预，使得地方企业承担了一些政府职能，这势必对企业的投资决策形成一定影响，如地方政府可能为了实现其增加就业的行政目的，而迫使地方企业扩大规模，进行过度投资等。相比地方政府而言，中央政府也会对其控制的企业进行干预，但其干预程度相比地方政府要弱得多，此外，中央政府因受到更强的监督，其干预程度要弱于地方政府。研究表明，政府的干预降低了公司价值，是导致我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一个因素。
其次，市场化程度（包括法治化水平、市场化水平、政府干预水平三个方面）的提高可以改善上市公司的外部治理环境，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的研究表明市场化进程的提高可以有效缓解政府干预带来的上市公司价值的降低，提高公司价值。方军雄（2006）的研究进一步表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进一步得到优化，可见减少政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行为，加快市场化进程的发展对于提高上市公司投资效率至关重要论文格式模板。
3.2改善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的建议
（1）设计与实施有效的管理层激励政策
有效的薪酬激励政策是缓解股东与经理人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途径，现代企业理论表明，积极的管理层薪酬政策可以缓解委托代理关系的矛盾，使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函数趋同。但由于我国现阶段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特征明显，此外我国还没有形成统一有效地经理人市场，种种因素制约了薪酬激励制度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的作用发挥。研究表明过度投资，在我国制度环境中，董事会不能完全控制管理层薪酬契约的设计，管理层有动机和能力影响自己的薪酬，并运用权力寻租（卢锐，2006）。完善对管理层的激励政策首先应该进一步完善经理人市场，这是激励政策发挥效果的外部环境；其次，提高董事会的运作效力，充分发挥董事会在薪酬政策设计中的组织功能。最后，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应该不断探索新的有效地激励形式。
（2）进一步完善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制度，加强监督职能的发挥。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监事会所发挥的监督作用不是很充分。原因在于，一是监事会成员的选举和任命上存在缺陷，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监事会成员大多由政府机构指派，有的则由董事会任命，有的就是公司的内部管理人员（如工会主席、政工干部等）。这些人往往不能代表全体股东的利益，因而缺乏监督的动力。二是监事会缺乏行使其职权的条件。而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也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一些企业既有独立董事又有监事会，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职责范围不明确，经常会有重叠，两者的作用没有很好发挥，使得企业的一些问题反而得不到及时解决。为有效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发生，应进一步完善这两种监督机制，解决其虚置问题，使其发挥应有的效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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