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而群体究竟是指所有个体的集合，还是凌驾于个体之外的另一个实体呢？在现实社会中，“群体”已经被异化成国家、民族、政党。历史证明，“凡推崇整体主义的民族，最终都会陷入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似乎成了一个宿命。……全社会只有一种声音，这是相当可怕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把‘文革’的起因归咎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而没有从传统文化的根底上，从整个民族的国民性上幡然悔悟。归根结底，我们还是未能把个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视为一个健全社会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7]
（3）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思想塑造了中国人对自然敬畏的道德自觉，从而不把自然作为他物去征服，但是我们所谓的保护环境不是有意识的、自觉的，而是阻碍了发展的“天人合一”的田园牧歌生活，是对现实环境的无奈、回避甚至抱怨，而对自我建构的理想世界的向往。认为现实世界是对人的束缚，而“世外桃源”才是真正的自由。
三、马克思的自由观
（一）身为欧洲人的卡尔·马克思自然地受到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熏陶，但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马克思的自由观更是对这种文明的超越与革新。马克思认为：自由就是对外部自然的征服和改造，即“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自由就是每个人的才能都可以得到展示，每个人的意志都能够自由体现，社会不能与个人对立。马克思在洞察与超越西方文明的基础上提出了：摆脱一切“物”对一切“人”的统治，才是人类最高的自由境界。在马克思描绘的人类未来社会的蓝图中，劳动不再是人谋生的手段，而是人本质的需要，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社会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最终得到解决，人类最终获得了全面的解放，未来的社会将是“一切自由人的联合体”。
（二）马克思的思想与中国的传统儒家学说具有内在一致性，他认同精神自由与道德自律同样是人的最高境界。他反对神权统治、反对上帝观念，张扬人的自我意识和精神自由。他十分推崇普罗米修斯这个叛逆者的典型，他明确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8]未来的社会是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马克思认为，私有观念是私有制的必然产物。“单纯追求财富不是人类的最终命运”，“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惟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这（即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9]当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生产资料被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人与人之间因私心而产生的对立和冲突就会得到和解，人的身心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展现。
（三）马克思自由观最鲜明的特点在于如何改造世界，他坚持：人只有在改造外部世界的活动中才能尽情的彰显其自由状态。他提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之间抗争的真正解决。在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东方文化存在相似之处。然而，“马克思是一个坚定的历史进化论者，他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他主张的不是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而是更高形态上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他希望把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统一起来，生态环境问题应该通过调整人的行为方式来有意识的采取各种措施加以解决。”[10]马克思指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者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1]在此，自由体现在人与历史的关系中，人可以凭借自身的实践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人在自己的自由的创造物中享受着创造物带来的自由。马克思反复强调，未来社会是一个联合体，是一种真实的集体。这个集体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集体中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的。他说：“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他提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是全人类的自由解放。
（四）马克思的学说与东方自由观存在一种天然的默契，他们都对人的精神价值给予高度重视，“人只有在超越物欲之后，才能拥抱心灵的自由。”然而，儒学作为一种伦理型文化，虽也主张“内圣外王”，但儒与释、道都太过于看重人的心性而忽视了外部世界，虽抚慰了人心，却无法救世。“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食而知礼节。”对于那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自由意志和道德良知都是天方夜谭。马克思的自由观与东方自由观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扬弃与超越。他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12]马克思主张，人应做自己欲望的主人，不要放纵它，任它来控制和摆布自己，否则人就没有自由。
（五）在中国人眼中，心的安宁就是自由；西方人则认为，自由是建立在“个人至上”的原则基础上，自由包括：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意志自由等现代民主理念。然而，这样的自由是需要现实的制度加以保护的。马克思坚持“改造世界”，“不应该把国家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而应该建立在自由理性的基础上。”[13]马克思坚信，要获得真正的而不是虚幻的心灵自由，就必须首先从改造现实的政治经济制度入手，以取得身的自由。马克思说，国家必须是符合人性的，在国家机构中，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和政治的自由。马克思还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确立的个人自由原则是必要的，但却不彻底，其最大的弊端就是人为自己无限膨胀的私欲所控制。因此，马克思郑重宣告：人的彻底解放和真正自由就是全面摆脱一切物对人的奴役。可见，制度性的改造是人身自由的前提，而没有人身的自由，心灵的自由则无从谈起。马克思的自由观既与东西方自由观存在契合点，又有对东西方自由观的超越。马克思的思想已经成为普遍适用于东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精神驱动力，马克思自由观也必将普世于东西方社会。
参考文献：
[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商务印书馆, 1982:32 .
[2]孟子·告子上[Z].
[3]论语·述而[Z].
[4]论语·子罕[Z].
[5][7][10]陶渝苏，徐圻.人的解读与重塑[M].重庆出版社,2002:34,35,36.
[6]孟子·尽心[Z].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8.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4.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6.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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