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1月19日，国务院为了应对社会舆论反应强烈的恶性拆迁事件，颁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这部法规的颁布不仅不能防止或制止恶性拆迁事件的再次发生，甚至还有可能使某些地方的恶性拆迁事件进一步升级。因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保护的只是“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提高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条件和补偿的标准），而不保护集体土地上的房屋。也就是说，颁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最大意义好像就是告诉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上的房屋虽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拆迁”了，但集体土地上的房屋仍然还可以“一如既往”。这等于把原来“城市房屋拆迁”和“集体土地征收”的全部社会矛盾，转化为只剩“集体土地征收”的局部矛盾，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化”将只在“集体土地征收”上做文章，更意味着中国将上演开发商和农民因为争夺土地而血拼的一幕幕“活剧”。
美国是按房屋实际价值通过征收房产税平衡房价的，税率是1％—3％。这几年也有人提出建议，学习美国开征房产税。应该说，这一办法对抑制中国房地产价格有一定效果，但问题是：美国是大社会小政府，我们是小社会（尽管中国的社会也不小，但是与真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民社会相比，就小得多了）大政府，1％—3％的税收能保证政府的正常运转吗？据中国新闻网消息：2011年1月28日，上海、重庆正式推出房产税试点，到4月28日已经运行满三个月。但目前两个城市的房价仍然坚挺，并未出现明显下跌，甚至还有微涨。
中央每次制定的抑制房地产价格的政策总是那么“语焉不详”？2010年1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2010年4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被简称为“国八条”）；2011年1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被简称为“新国八条”）。从这三个规定看，首先，国务院并不是抑制所有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而只是“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其次，国务院也不是不让“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而只是不要“过快上涨”。至于哪些是“部分城市”（据说包括70个大中城市，但究竟是哪些城市却没有一个具体名单），什么是“过快上涨”，谁也不知道。最高国家行政机构国务院制定并颁布的行政指令，却没有具体的规范对象和规范标准，这太不正常了。当然，国务院颁布这些规定也不是一点意义也没有，最起码国务院不是让所有城市的房价都不要“过快增长”，而仅仅指“部分城市的房价不要过快增长”。这就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布一样，把社会的普遍矛盾转化为局部矛盾，即把抑制所有城市房价过快增长转化为抑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增长”。一句话，无论国务院、还是地方政府，都不想或不敢真正地“打压”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因为房地产价格降下来了，中国的有些地方政府很可能就无法运转，严重地甚至可能破产。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要把中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责任推给开发商（说“开发商的血管里应该流着道德的血”）、而不敢推给地方政府的原因。可是在中国有谁不明白，经济仅仅只是政治的附庸，没有地方政府毫不动摇地撑腰，开发商“能翻起几个浪花”？
导致中央如此重视财政收入的原因，其实主要还是从政治的角度考虑。盖达尔（俄罗斯经济学家，曾在叶利钦时代担任政府总理）在《帝国的消亡》一书中说，当中央财政低于国民生产总价5％的时候，政府已经陷入管制危险；当中央财政低于国民生产总价2.5％的时候，政府将面临彻底崩溃。戈尔巴乔夫主政下的前苏联，为了获得科威特的2亿元贷款，不惜“抛弃”伊拉克；为了获得韩国的5亿元贷款，不惜“抛弃”朝鲜。而项怀诚在《共和国部长访谈录》中说，1987年他到南斯拉夫去考察，当时南斯拉夫的一位财政部长（经济学家）给他说，南斯拉夫的财政集中只占公民总收入的11％，这个数字太低了，他怕国家会出事，果不其然，项怀诚回国不久南斯拉夫就出事了。项怀诚在《共和国部长访谈录》中继续说：“喊鸡还要撒把米呢，你手里钱都没有几个，让人家听你的很难。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政治上的权威如果没有经济基础也是不行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自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财政收入每年都保持不低于国民收入20％原因。
其实，今天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既不同于前苏联，也不同于前南斯拉夫。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牺牲品，而今天的中国是市场经济体制。更何况把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消亡，简单地归结为财政收入太低，难免有点表面化和简单化。无论是前苏联，还是前南斯拉夫，都是因为长期搞公有制经济而使人民生活艰难，最终导致政府失去了人民支持的结果。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因为人民“富有”而要推翻政府的？全世界被人民推翻政府的那些国家难道都是因为政府的钱少吗？如果是那样，美国联邦政府可能已经被人民推翻过多少回了，因为美国联邦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政府。只有“民富”才实现“国富”，只有“民富”，也才能实现“长治久安”。改革中国当前用计划经济思维模式制定的财税制度，完善市场经济模式的财税制度，已成为摆在执政党面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