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我国贸易条件的情况，厉以宁(1991)以1970-1983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估计得到我国进出口的汇率弹性绝对值之和小于1。陈彪如(1992)用1980-1989年的年度数据计算得到我国的进出口弹性之和为-1.0248，认为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是中性的。故按照上述结论推断，人民币的升（贬）值不一定能够减少（增加）我国的对外贸易顺差。
2. 进口商品的替代性
实际上，首先考察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迄今为止，中美双边贸易基本上是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的互补性很强的贸易，美国对华出口的大宗商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另一类是农产品。对于第一类产品中的一部份，美国对华实行贸易限制，这一部份的出口量并不取决于汇率而是取决于贸易政策。对于农产品，由于多年来美欧、美日的农产品的贸易谈判，美国对外的农产品出口障碍并不大，但美元贬值对美国对华农产品的出口影响是有限的，农产品属于生活必须品，美国农产品的出口供给弹性有限。
再看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其中的一部份，近似于所谓的“吉芬商品”，尽管人民币升值会导致这部分商品的美元售价上升，但未必需求量会减少cssci期刊目录。其次，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普遍价格低廉，即使人民币有较大的升值，用绝对美元价格来衡量单位商品价格上升有限，不会减少消费者对中国商品的需求。第三，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大多经过生产商、出口商、转口商、进口商、批发商、零售商等诸多环节才进人美国市场，中国出口市场的价格与美国销售市场的价格差价甚大，由于人民币升值负担并不由某一层次厂商单独承担，所以人民币升值分摊到每一层次厂商的负担其实很小，各层次厂商利润的稍许缩减就能抵消汇率的影响，因此也不致于影响中国的出口。
3. 中国的加工贸易
据统计，中国的加工贸易已经超过了一般贸易，占贸易总额的55％以上，而且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中国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的进口成本比重非常高，加工贸易出口产品中只有20％是在国内产生的增值。
下面通过模型解释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方式对汇率调整反应程度的不同。假设：加工贸易产品的外汇成本为Cpt，一般贸易产品的外汇成本为Cgt，国外原材料价格为Pf，国内原材料价格为Pd，国内工人工资为Wd，其它国内成本为Cd，汇率为r，则：
Cpt=Pf+(Wd+Cd)/r
Cgt=Pd/r+(Wd+Cd)/r
当r下降时单位根检验，Cpt的提升幅度小于Cgt，也就是说，当本币升值时，加工贸易的外汇成本增加的幅度较小，而一般贸易的外汇成本增加的幅度较大；相应地，加工贸易的产品在国外销售时的价格增加较小，而一般贸易的产品在国外销售时的价格增加较多。这说明，本币升值对抑制一般贸易出口的作用大于对加工贸易的抑制作用。我国加工贸易的这种“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特点决定我国的自主进口比较低，汇率变动对进口可以产生的影响也就有限了。
（三）即使美国改善了对华贸易收支也不意味着美国改善了对外贸易收支
前面已经提及，中美双边贸易是符合比较优势原则的互补性贸易。已有数据表明中国出口美国商品，90%替代的是与中国产业结构相似的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只有10%对美国本土产业形成直接竞争。那么，人民币升值即使能够导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减少，但由于产业结构的制约，有大多数商品也不会由美国本土生产，还是得从其他国家进口，这其中只是发生了贸易转移而已。而美国之所以从中国进口商品是因为中国的商品便宜，现在美国转而从其他国家进口更为昂贵的商品，其结果反而会使得美国的贸易赤字不减反增。
最后，制度决定结果，当今世界金融制度最大的事实是：美元是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几乎所有国家都需要用美元作为清算手段。这种制度决定了世界其他各国都要储备美元外汇，而获得美元外汇的主要方式便是对美产生贸易顺差，从而决定了美国对外贸易的逆差。
综上分析，美方以减少其贸易逆差为由而压迫人民币升值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而要真正实现美对外贸易收支的改善，美方首先要做的便是改变美元是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这一金融制度，其次是改变其国内低储蓄率的格局。而要改善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中国方面要做的是积极鼓励和扩大内需；美国方面要做的是逐步取消在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上对华出口管制的政策。这才是美国意欲实现改善其对外贸易收支状况的正道。
参考文献：
厉以宁,(1991)《中国对外经济与国际收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陈彪如,(1992)《人民币汇率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谢建国、陈漓高,(2002)“人民币汇率与贸易收支：协整研究与冲击分解,”《世界经济》第9期.
陈华,(200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甘肃社会科学》第4期.
卢向前、戴国强,(2005)“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经济研究》第5期.
曹阳、李剑武,(2006)“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世界经济研究》第8期.
巴曙松、吴博、朱元倩,(2007)“关于实际有效汇率计算方法的比较与评述,”《管理世界》第5期.
刘林奇,(2007)“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与中美贸易净出口关系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第11期.
潘国陵,(2000)《国际金融理论与数量分析方法》,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易丹辉,(2002)《数据分析与Eviews3.1应用》,中国统计出版社.
Haynes,Hutehison,Mikesell,(1986)“U.S-Japanese Bilateral Trade andthe Yen-Dollar Exchange Rate:An Empirieal analysis,”Southern EconomicJournal,Vol.52,No.4,923-932.
Paul R.Krugman,Richard E. Baldwin,(1986)“The Persistenceof the U.S. Trade Deficit”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Issue1, PP1-55.
Rose A. K. and Yellen J. L,(1986) “Is There a J-curv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24) , PP 53-68.
Marwah, K, and Klein, L.R.,(1996) “Estimation of J-curves: Unites States and Canada”Canada Journal ofEconomics, Vol.29, No.3, PP 523-539.
Mohsen Bahmani-Oskooee,(2006)“Exchange RateSensitivity of U.S. Trade Flows: Evidence from Industry Data”, SouthernEconomic Journal, Vol.72 (3), PP542-559.
Jaime Marquez,John Schindler,(2007)“Exchange-rateEffects on China’s Trad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15(5), PP 837-853.
Miaojie Yu,(2009)“Revaluation of the Chinese Yuan and triad trade: A gravityassessment,”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 655–668
3/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