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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务贸易的门槛效应实证研究_门槛效应VAR

时间:2013-06-06  作者:朱福林,北京

论文导读::服务贸易外溢作用的显现必然会受到以经济结构、人力资本及制度为代表的门槛因素的影响。为对门槛效应进行客观分析,分别选取三个变量以代表三个因素,就1990-2008期间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先是通过计量模型对三大因素的门槛影响进行整体实证分析,由于经济结构及制度因素表现出较大的混乱,因此继续就这两大因素运用VAR及脉冲响应进行了再分析。结果表明,经济结构和制度因素对服务贸易外溢作用的发挥产生一定的制约影响,而人力资本则是有利影响。最后针对三组实证研究结果,就各个因素分别给出了建议。
论文关键词:服务贸易,门槛效应VAR
 

一、引言

世界服务贸易在WTO自由化机制推动下取得了迅速发展,经过多年时间对GATS的适应,2000至2008年期间全球服务贸易年均增长率达12%,其中2007年同比增长达20%,而2006年业已比上年增长14%,可见2007年的增幅之大。简单数据说明了2008年之前在世界经济形势一片良好环境下,服务贸易表现出强劲的增长趋势。可能是由于受到美国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2008年服务贸易的发展增率低于去年门槛效应VAR,但也达到前八年的年均增率12%。实践与理论往往是交互深入的,服务贸易的发展刺激了对其的研究兴趣,近几年与服务贸易相关的论文数量大幅增加,其中对服务贸易的各种外溢效应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界予以了重墨。另外,世界服务贸易结构日趋知识化,包含众多知识型服务项目的其他商业服务所占比重逐渐加大,出口方面,2006年至2008年分别达到50.6%,51.6%和51.2%;进口方面虽然不如出口明显,但也呈现出类似方向。更值得一提的是,其他商业服务的总体发展也比较突出,2000年至2008年平均增长14%,高于同期整个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12%)论文网。服务贸易的发展和其结构的优化,尤其在其他商业服务中,集中了一大批资本、技术或知识密集的部门,因而具有天然的外溢效应(包括技术、人力资本及制度等方面)门槛效应VAR,对经济增长率及全要素生产率会产生积极促进作用[③]。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界对服务贸易理论的研究可推演到20世纪80年代有关标准国际贸易理论是否适用服务贸易的激烈争论,观点不外乎三种,一些学者认为完全适用,如萨皮尔(1981)、拉尔(1986);中间派认为经修改可适用,如迪尔多夫(1984);另外一些人则坚持不适用,如R·迪克和H·迪克,还有美国经济学家菲克特库迪(1988)。而后,90年代以来西文理论界掀起一股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浪潮,Hoekman和Braga(1997)通过案例研究论证了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可以带来东道国效率和福利的提高;他们还认为服务贸易壁垒的消除可能导致该行业价格的降低,质量的提高和更多商品选择性。Francois(1990)认为服务贸易的增长是整个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Hoekman和Eschenbach(2006)的研究指出,1990-2004期间转轨国家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也有不少研究是以某行业(主要是金融部门或电信部门)为研究对象的,King和Leving(1993)指出金融服务可以通过提高资本积累和(或)技术创新来带动相关行业的增长。Rajan和Zingales(1998)检验了金融部门发展对下游产业的影响,发现金融市场越充分发展的国家中那些依赖金融的部门发展就越快。Francois和Schuknecht(2000)运用贸易开放度、宏观经济变量及金融部门集中度解释了人均GDP增长率,结论发现金融业的开放程度与经济贸易增长存在正向关系 。Mattoo,Rathindran和Subramanian(2006)通过对60个国家样本在1990-1999期间研究,为金融与电信服务部门的开放影响长期增长的观点提供了计量证明。

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2000年之后,且大都是关于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危旭芳和郑志国(2004)采用最小二乘法对中国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两组变量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中国进出口额与GDP存正相关门槛效应VAR,且服务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出口。孙茂辉(2005)以澳门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澳门每增加1美元的服务净出口,GDP将会增加2.25美元。胡日东、苏梽芳(2005)运用了中国1985-2004年度数据并作回归分析,指出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而服务进口具有抑制效应,但两者的合力为正;并且短期来看,服务贸易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很小论文网。潘爱民(2006)运用误差修正模型进行研究,发现服务贸易进出口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态关系,但短期内,由偏离向长期均衡的高速速度会很快,且服务进口的短期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变化较明显。研究逐渐进一步深入,李平和梁俊启(2007)利用中国1982-2005年不同服务部门的贸易进出口和GDP的数据,借助协整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表明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三部门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三者的出口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尹忠明和姚星(2009)运用VAR模型协整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表明传统服务贸易出口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效应持续较长门槛效应VAR,而传统服务贸易进口则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方慧(2009)利用中国服务业FDI数据进行了分析并指出服务贸易对中国服务业具有技术溢出效应。

综合来看,众研究集中讨论了服务贸易的效应,但根据以往研究启发,服务对外贸易若要对经济社会发挥作用,但还得在东道国各种自身条件框架内,又鉴于各国情况不同,服务贸易的效应也自然会有大有小,其实就是服务贸易效应发挥的门槛效应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甚少,但它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三、模型及数据

从FDI的相关研究中我们得到启发,认为服务贸易外溢效应的发挥也是会东道国经济发展结构、人力资本状况及制度因素等影响。经济发展结构可能会影响服务贸易的项目,进而影响其外溢效应的发挥;而人力资本可能对吸收创造进行间接影响;各种制度对整体进行深度影响。根据Borensztein(1998)的思路,通过加模式中加入服务贸易与各门槛因素的乘积来对各因素的门槛水平进行测算,具体模型如下:

门槛效应VAR

其中,y是指人均产出,k是人力资本状况,s是指服务贸易总额门槛效应VAR,后面接着连续三个交叉项,里面的stru、hr及instit分别指经济结构、人力资本和制度,用以衡量三个因素的门槛效应。各数据的选取与整理如下:

(1)y和k,分别为实际产出与资本除以全国就业人口总数。其中GDP经过价格调整为实际GDP;而k先经过永续盘存法之后再进行指数平整为实际k。

(2)s,即为服务贸易进出口总值,可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累加所得。

(3)stru,是经济结构因素,由于我们研究的是服务贸易的外溢效应,因此,我们以第三产业或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来代表论文网。我们是想通过这一项来验证一个推论,即国内服务经济的发展程度对服务贸易的外溢效应发挥有多大影响。

(4)hr,通常采用Barro和Lee(1993)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具体计算方法为,把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以上受教育的年数分别定为6年、9年、12年、16年,则人力资本存量(hr)就等于小学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专及以上*16。另外,就业基数应为城镇就业人口,因为数据关系门槛效应VAR,我们的研究时段是1990-2008年,这个阶段正是农民工大量进城及毕业生大量就业的时间,而他们的就业地点就是城市。

(5)instit,是制度因素,由于这个指标比较复杂且不好衡量,而且一个好的制度必然是人口自由流动及私人财富增加的制度,再考虑的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就用统计年鉴中的旅客周转量来表示人口流动,用私人汽车拥有量来表示私人财富的程度,然后取两者的平均值。另外,对于像制度这样的因素,所选取的代表项目的增量大致也能说明整个因素的增长情况,所以制度的数据为增量。其中,因为没有1989年的数据,1990年的数据是根据后面数据的平均值(0.16),再依当年实际经济情况门槛效应VAR,估算出的。

未经说明,所有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见表1。

图表 1 计量数据

门槛效应VAR

四、结果与说明

为考察三个门槛因素各自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计量过程采取逐步推进的形式,先是三大因素单独与增长之间的回归,最后是各因素综合在一起。于是我们总共得到四个方程,如表格1。从各方程,我们发现一个共性,就是经济增长与人均资本之间存极强的正相关,四个方程中人均资本前的系数都为正,且四个t统计量足够大,充分说明中国GDP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投资上的。

方程(1)衡量的是经济结构因素的门槛效应,s*stru变量前的系数虽然为正,但由于后面的t统计量过小,因而不好判断前面的系数是否显著。方程(2)是针对人力资本因素的,s*hr变量的t统计量较大门槛效应VAR,说明其前面的系数0.31显著,从而我们可以得出人力资本原因在服务贸易外溢作用于经济增长的过程是起正面促进作用的论文网。方程(3)中s*instit系数的t也太小,不足以说明问题。方程(4)将各变量包含在同一方程中,s*stru前的系数为负,且t统计变量接近1.5,似乎说明我国的经济结构,由于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有限,在服务贸易外溢效应的发挥中起不到正向作用,这与前面的独立方程(1)相反,所以需要在下面的VAR模型分析中进行再实证;方程(4)中s*hr前系数的t统计变量也是较大的,跟独立方程(2)相类似,进一步证明了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为正;方程(4)中s*instit的t统计变量仍不大,所以,仍不能判断制度效应的门槛作用究竟是正是负,但综合方程(4)与独立方程(3)中的s*instit前系数均为正,又似乎说明制度作为一个门槛因素门槛效应VAR,对服务贸易外溢效应的产生起到积极作用,但系数偏小,意味着即使有,其作用会很小。因此也需要再进一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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