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到本案，情妇遗嘱的实质不在于动机与行为、道德与法律的分离，这对于法律工作者不足以成为难题，而在于研究如何使立法者——处于成文法的局限性的困境的人——试图在善良风俗这一框架下引人法律的道德秩序，使之在这样的处境下发挥妥适之作用。反观我国法院的判决，更准确地说，应受批评之处在于，其像联邦法院以前那样将遗赠对象是情妇作为了独立的、唯一的判断标准，简单地否定了遗赠的合法性，从而将对法律行为的评价偷换为对事实行为的评价。
五、结语
公序良俗这类一般条款竟连可能的文义都没有，它只是为法官指出了一个方向，要他朝着这个方向去裁判，这是由于立法者认识到自己能力有限，无法事先预见一切公序良俗的违反行为并做出详细的具体规定，因而采取“白地委任型”条款，授权法官于个案中依价值判断予以具体化，以求兼顾法律安定性及个案之社会妥当性论文服务。德国民法典第138条立法理由中指出：本条为立法者所作之重要一着，赋予法官的裁量权为如此巨大且史无前例，虽非毫无疑虑，且不能完全避免误用的情形发生。但考诸德国法官忠于良心的品德，毫无疑问地可以信赖他们将谨守本条之规范意旨，予以适用。
面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急剧变革，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有待完善，应当更加重视法律一般条款的规范功能。仰赖忠于法律正义、熟练掌握法律技术的法官，善用民法有关社会公共利益及乘人之危、显失公平等原则性规定，应能规制各种各样的公序良俗的违反行为。
[1] 参见靳宝兰：《比较民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62页。
[2] 参见杨光：《以法律惩罚“第三者”的立法价值评价》善良风俗，载《当代法学》，2000 年第5期。
[3] 参见王甘霖：《不敌妻子，情人还是输了》，载《南方周末》，2002 年1月 11日。
[4]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 509页。
[5] 参见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74页。
[6] 参见沈达明、梁仁洁：《德意志法上的法律行为》， 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76页。
[7] 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第169页。
[8] 《帝国法院民事裁判集》第150卷，第1页，第2页。
[9] 参见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511页。
[10] 陈聪富：《民法的基本观念》，载《月旦法学教室》创刊号，第51页。
[11] 参见陈聪富：《契约自由与定型化契约的管制》，载《月旦法学杂志》，第91期。
[12] 渠涛:《中日民商法研究》（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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