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应该注意的是，刑事政策作为一种应对方略和对策，其指导的灵活性与宏观性是其生与俱来的品性。刑事司法离不开刑事政策的指导，是因为没有这种宏观灵活的策略指导，相对稳定的刑事法律规定还不能足以适应总在变化的犯罪形势。但再好的刑事政策也不能代替刑事法律规定，因为对行为结果的可预见性及由此形成的法秩序的安定性是法治的基础，它对灵活性有某种天然的排斥性。没有或不以明确稳定的法律为基础，而仅以灵活而模糊的政策为根据惩治犯罪必然会导致在刑事领域无法无天的局面，从走向法治的反面。这不仅是理论上的演绎，现实生活中我们就有十年“文革”的教训，可谓殷鉴不远期刊网。因此刑事政策的贯彻，必须置于法治的前提之下，在政策的灵活性和法的安定性之间求得一种平衡，从而使政策的指导作用和法律的规范作用都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
在笔者看来，就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而言，虽说该严要严，当宽则宽，并且就目前而言主要是要敢于宽，但却要宽有边，严有度，这个“度”和“边”就是法律。无论是宽还是严都不能超过法律的规定，否则刑事法治就会荡然无存。详言之，必须坚持以下两点：
一是要严守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是刑事法治的基石，依据明确的法律根据认定行为人的行为的性质是其内在的本质要求，不仅如此，它还要求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何种性质的犯罪行为也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执法者不能出于执行某种刑事政策的需要，为了出罪或入罪，为了从宽还是从严，随意将此种性质的行为认定为彼种性质的行为。虽然刑法规定不同性质犯罪行为的条文在内容上会有所重叠和交叉，但执法者在法律适用中，应尽量通过合理的法律解释减少这种重叠和交叉，更不能把本不存在重叠和交叉含义的规定两种不同性质犯罪的法条解释为有重叠和交叉含义，并进而将此种性质的犯罪行为认定为彼种性质的犯罪行为法律论文，以达到从宽或从严处理的目的。就本案而言，就不能为了打击的需要而将邹某本是帮助毁灭证据性质的行为解释为刑法310条所设的没有明文作情节要求的包庇罪中的包庇行为。如果执法者不能依据法律清楚地界定行为人每一具体行为的性质，只是为了从宽或从严处理而将本是此种性质的行为解释认定为彼种性质的行为，就会有损刑法适用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也会使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不能预测，就不利于保护人权，法秩序的安定性也无从谈起，刑事法治也就只能是镜花水月。从这个意义上说，罪刑法定原则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能被突破的刚性边界。
二是要坚持对刑法进行实质解释。要在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时严守罪刑法定，做到宽在边，严有度，就要在适用刑法进行解释时，必须以行为人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有无及其程度为标准，对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成立犯罪进行实质解释，而不是抛开社会危害性这一犯罪的实质标准，仅从法条的文字含义对行为人是否成立犯罪进行判断，否则就会将一些本不具有犯罪程度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作犯罪处理，或者将一些具有已达到犯罪程度的危害行为不以犯罪论处。这样不仅本质上有违罪刑法定，而且也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得不到切实贯彻。就本案而言，乍一看，邹某藏匿的是他人捅死捅伤人的匕首，而且在公安机关找其调查时还不如实交待，性质似乎很严重，也符合刑法相关条款的字面规定，而且还能找到以前对类似行为作犯罪处理的先例。以从重从严的思维惯性，很容易得出犯罪的结论。但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只要我们依据社会危害性的有无和大小这一实质的判断标准，结合邹某的主客观表现和本案的侦破实际进行分析，就会得出邹某的行为尚未达到刑法第307条所规定的帮助毁灭证据罪所要求的“情节严重”程度。
参考文献］
[㈠]张明楷.刑法学（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826－827
[㈡]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第二版）（下）［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1529
[㈢]郭立新、黄明儒.刑法分则适用典型疑难问题新释新解［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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