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转移支付监督机制缺乏
一是缺乏规范中央转移支付的法律法规。在我国，每年几千亿元的转移支付资金只有财政部门制定的规章《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来规范，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督乏力。相当数量的转移支付资金游离于人大监督之外。例如：2006年，国家审计署对20个省(区、市)的审计，2005年，这些省(区、市)共编报中央转移支付收入3444.27亿元，仅为实际数7733.65亿元的44.5%，有占总数的55.5%的资金未编入预算，脱离了人大的审查监督。[7] 正是由于缺乏中央转移支付的法律法规，导致具有中国特色的“跑步钱进”愈演愈烈。二是缺乏问责机制，中央发现转移支付资金使用违规后，缺少相应的处罚措施。这不但助长了不正之风，还很容易产生违法腐败行为。结果，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当成“唐僧肉”，使这个领域变成腐败的高发地带。三是缺乏必设的监督机构和工作职责。我国在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方面还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审计系统，对资金是否做到专款专用，还不能及时、准确的掌握信息。
6、转移支付激励机制不完善
激励机制的不完善使地方政府之间产生不合理手段以争取财政转移支付的行为。由于我国转移支付总量占GDP的比重还很小，各地区发展极度不平衡的具体国情致使我国中央政府不可能弥补所有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长期以来保持着“僧多粥少”的局面。同时，由于政府转移支付制度设计缺乏激励机制，尽管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已经对各地收入努力程度实施考核测量，对努力不足的地区中央会相应扣减对其的转移支付，但是由于技术方法尚不完善，对各地方政府收入努力程度的考核不够准确客观，一些地方政府在分取中央有限的转移支付资金的时候常常不努力增加收入，有意扩大收支缺口。
三、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缺陷对地方财政行为的影响
由于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存在内在的缺陷，对地方财政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蛙鸣博弈，阻碍了均等化目标的实现。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方财政风险和腐败现象出现
1、地方财政风险
所谓地方财政风险，是省级以下各级地方政府拥有的公共资源不足以履行其应当承担的支出责任和义务，以至于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受到损害的可能性。[34]通俗的讲，地方财政风险即指由于地方财政运行过程中各种因素引发的财政收支矛盾激化，进而使地方财政平衡运行遭到破坏的可能性。[8] 在我国，由于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的失范，促成了地方财政风险的出现。具体表现在：
（1）各地方财政苦乐不均。一方面，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基本上是以“基数法”来计算的,使地区之间处于不同的起跑线上,地区间财力极不平衡,导致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地方财力十分吃紧,并且转移支付的政策导向不明确,调节功能较弱。[9] 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中“税收返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使得有的地方财政部门“赤字于预算内,结余于预算外”,甚至想方设法扩大赤字,以便向上级财政寻求财政援助、与其讨价还价,结果是穷也赤字,富也赤字,转移支付资金难以到位,真正困难的地方财政得不到应有的财政支持。
（2）“富省市，穷县”问题突出。从2005年我国新增财力分配格局看（马国贤，2007）[10] ：中央得54%，省本级得15%、市本级得24%，而占人口60%的县财政只得7%。据统计，全国有60%~70%的县级财政处于贫困状态。一般而言，产生“富省市、穷县”的问题不是我国转移支付规模所致，而是转移支付在原则、政策、结构等重大问题没有解决，因而在政府间财政关系上存在着自利主义、道德风险等问题，也就是说，在各级政府“财政自利”的影响下，也会造成更多的收入“渗漏”，中央和省市财政总是在优先考虑当年自己的各种开支后，才决定给地方多少，实际转移支付大大小于现实标准，资金往往在下拨过程中受到肢解。一笔专项资金拨下来之后，省、市、县各级政府都要成立专门的机构来主持资金的运作，还要配备专门人员、办公地点、交通工具和办公设备，结果最终到达乡镇政府的资金所剩无几的地步免费论文下载。例如，1998年按公式计算应转移支付630亿元，而实际转移支付22亿元，致使一些县级财政超负荷运转处于贫困状态。[11]
2、地方财政的腐败现象
从严格意义上讲，学界并没有对财政腐败做过准确的定义。通常，我们把“财政腐败”界定为财政领域中的官员为了个人私利蛙鸣博弈，利用某种垄断权（包括行政权和资源配置权）所进行的滥用公共权力，包括贪污、受贿、挪用、偷税漏税以及在为民办事中的拖拉、推诿、扯皮等渎职行为。在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下，地方财政腐败现象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地方政府“跑部钱进”。“跑部钱进”中主要“跑”的是有资金、项目等审批分配权的中央部委，“钱”主要是指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以及由有关项目所带来的资金。由于各地得到多少应该得到多少中央缺乏明确的核算办法，各地政府对自己能够得到多少转移支付是高度不确定的，又加上政府要来的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督措施。因此，地方政府竞相“积极争取”转移支付资金。于是乎，部分掌握中央转移支付审批权的部委官员禁不住“糖衣炮弹”的袭击，不该批的批了，该批少的批多了。如国家审计署2002年审计报告披露，当年财政部在分配社会保障、中小学建设等10项补助资金时，将国家明确规定不应给予补助的地区和单位纳入补助范围，共超出范围安排5亿元。[12]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变相的“行贿受贿”行为。“跑部钱进”的结果往往是有“办法”、有“门路”的得“好处”；财政资金严重分散,使得财政资金统筹安排成为空话。这不但财政困难状况不可能从支出管理方面得到改善,而且财政资金使用的规模效益被降低。
（2）挤占、截留等现象屡禁不止。在目前地方财力紧张的情况下，部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变成了地方政府的“吃饭”钱，以致挤占、截留资金以及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难以防范和避免。全国人大代表李焕然发现，一所学校1404名学生，按当时的拨付标准有10万元经费，实际到位的却只有6万元。不只是教育，中央对公路建设、社会保障、医疗和农业的财政补助也经常遭到“截流”的厄运。
（3）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经济增长缓慢的市、县财政支出上升速度并不慢，尤其是行政管理费和各项事业费的上涨速度接近经济增长较快的市、县，这是因为政府官员的收入并不与经济发展状况挂钩，虽然经济越发达，官员的收入会高些，但对贫困地区来说，官员的收入会向发达地区看齐，其途径往往是变相寻租，因为在预算内收入无法满足收入增长需求时，地方政府会通过其他收入(包括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来弥补，也就相当于政府运用权利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收入再分配。不可否认，地方的相当一部分收入用在了租金分配上。
（二）地方政府不合理财政行为产生
1、财政“钓鱼”行为
财政“钓鱼”顾名思义：就是地方政府钓“中央财政”的鱼，即中央政府给钱地方政府配套。2008年底，国家发改委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这4万亿投资计划中蛙鸣博弈，中央政府只承担其中的1.18万亿元，其他将近3万亿元要靠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来承担。这项计划出台后，地方政府争先恐后的向上申请项目，公布的配套投资计划总额已高达18万亿元，几乎三倍于2008年中国全年的财政收入。这是一种典型的“财政钓鱼”行为。全国政协委员张正明曾说，配套资金大大超过了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初步测算，一些专项拨款至少需要地方财政配套资金比例为30%-40%。[13] 一些贫困地区的市、县级政府自有财力本来不足，往往超出自身的财力向上级政府争取项目，而当争取到项目以后，相应配套资金不足，于是出现了不少半拉子工程、胡子工程，影响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加大了财政负担，削弱了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2、“藏富不露”行为“藏富不露”行为是指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多转移支付资金，而把自身真实的财政情况隐藏起来。一方面，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存在依赖现象，为获得较多的转移支付量，经常不努力征税，造成更大的财政缺口，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真正需要转移支付资金的地区却得不到，而有的地区却藏富不露。这样对于某一地方来说可能是利益更大，但负作用于全局财政策略，会混淆真正贫困地区和不努力增加收入的地区，浪费了中央财政有限的拨款，同时也损害了努力增加收入地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会哭的孩子多吃奶”，已成为了一条铁律免费论文下载。有的地方隐瞒实际财力，藏富不露，争做财政贫困县，为的也是多向上面争取资金。据有关媒体报道，神木县是陕西经济第一大县蛙鸣博弈，却赫然出现在省级重点扶贫县的名单之列。并且，为获得扶贫贷款，陕西经济“五强”县中有四个跻身国家和省级扶贫工作重点县。
3、争取外源税行为
地方税理应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体系中占据主体地位，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之后，我国地方税收收入规模一直偏小。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国税任务，获得税收返还补贴，在内部税源无法满足税收要求的情况下，便采取引税、挖税等获取外源税的手段。同时，各地方政府提倡和鼓励各单位创收，互相压低税款征收比率，提高好处费支付比例，以增强自身竞争力。这种做法形成了虚假收入，并导致政府虚假政绩，弱化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原动力；同时，税源缺乏坚实税基，将危及地方经济的长远发展。
为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并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往往会产生保护本地市场的冲动，并通过税收竞争等手段吸引投资。对发达地区而言，其原始的经济基础较为雄厚，对企业和投资的税收优惠较大，有利于本地企业的竞争及投资的引入，进一步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对欠发达地区而言，其财力本来就相对匮乏，为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以完成正常的财政职能，无法给予企业较多的税收优惠，面临比发达地区更加严重的财政压力。
4、“挪作他用”行为
地方政府在安排地方支出项目时，通常按如下的顺序排列：行政管理费、楼堂馆所建设、直接生产投资等，而科教文卫、社会保障则位于稍后的次序上（朱玲，1997）。因此一个地方财政收入极度匮乏，行政管理费也能得到优先满足。这也就是说，本应“渗漏”到私人部门的转移支付，却被地方公共部门挪作他用。这种行为主要表现在：一是地方财政部门将中央专项补助资金挪用于本部门支出，改变了上级财政部门下达专项补助资金的指定用途。如一些地方用无规定支付内容的转移支付资金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二是地方财政部门将收到的中央专项补助资金进行重新分配时，将指定用于某地或某项目的中央专项补助资金调给异地或其他项目蛙鸣博弈，改变了资金原有用途。三是中央专项补助资金拨付用款单位后，使用单位未严格按指定用途使用，将资金或用于弥补本部门经费不足，或改变用途用于其他支出。如一些地方财政处境困窘，往往在上级财政下达转移支付资金后，有的平衡了财政预算，有的视为利益，分配给了部门使用，还有一些只靠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过日子的乡镇财政，由于负债累累，不得不用转移支付资金偿还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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