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不完全统计，庚子教难中，天主教宣教士遇难者约53人，教徒18000人；新教宣教士及其家属遇难者为188人，其中内地会的宣教士占1/3强，信徒被杀者的数字很难统计，一说有1912人，另一种估计为5000人。
如果说1890年传教士对“条约保护”权的认识还还处在怀疑的阶段，还没公开地承认过自己的过失。那么，庚子事变以后，鉴于事变的惨痛教训，教会才对自身的行为作了深刻反省和检讨，教会内部对于传教方式才作出了重大调整。一些基督教著名人士，如美国传教士明恩缚曾承认外界对传教士过分热衷于政治和诉讼的批评是公正的。他认为教会应当对此加以反省。“在此紧要关头，绝不要害怕暴露，应当坦率地承认和摈弃某种方式，用新的和更好的方式，代替那些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和毫无价值的方式。”另一美国传教士卜舫济在论述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参与八国联军在京津的军事行动时，也承认：“在回答这项指控时，我们至少担心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们是要服罪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参与这种政治干预，也不是没有罪的。”
这一阶段，对于“条约保护”权的反思已不仅局限于传教士内部，西国政府、西方舆论界及西国政府驻华领事等相关人员均参与其中，而且提出鲜明的主张与措施。对于教会和传教士涉足政治活动，尤其对地方上民教诉讼的干预作了相当的限制。如清朝海关总税务司长赫德对传教士过去招收不良中国教徒入教，保护他们的犯罪和包揽词讼的非法活动是清楚的，而且还承认“传教士还曾亲自干涉或插手中国的地方政务。这是对地方官职权的一种干预行为，激怒了清朝官吏，一次又一次地造成地方不安，使中国的百姓和官吏都不愉快。”
对于教会与20世纪中国社会应当以怎样的方式相处，西方舆论界有人明确主张限制传教士的活动。当时，人们思考的中心问题，是教会与20世纪的中国应当以怎样一种关系相处？赫德明确主张：传教士和教徒的地位应由法律明文规定，教徒应当遵守法律，传教士则不应介入地方诉讼事件，以免招惹当地社会民众的不满和敌意。他写道：'教徒和传教士的地位得明确，为此制定的条款必须是完整的和严格执行的。教徒当他皈依基督教时，并不意味着不再是中国臣民。像其他中国臣民一样，他们必须继续遵循所属国家的法律，和提交该国法庭。传教士仅仅是传教士，必须限制为从事传教工作，并避免任何干预中国官方有关诉讼和调解之举。只有坚定不懈地坚持这些原则，地方人民、省级官员和中央政府的敌意，才能是非武力的；传教工作才能改变目前无能的状况。'英美政府和教会内部都对教会和宣教士涉足政治和外交领域的活动都作了相应的限制。英国驻华公使根据英国政府的训令，于1903年发出通报，禁止各地传教士直接到官府为教徒诉讼等事出面干涉，避免再引起教案纠纷，如有必需去找官府时，须由各地领事负责与中国官府交涉。德国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也提出，传教士不得从事宣传基督教和知识以外的工作，违者予以处罚和驱逐。宣教士也明白，入教者中一些人的素质不高，因而需要注重栽培和教导，对于插手他们的纠纷事件也持比较谨慎的态度。
1900年庚子事变对传教士的打击是惨重的，在这场事变中，传教士的财产及生命安全直接遭到威胁的现实使每个传教士都刻骨铭心，事后回忆均不寒而栗。因此这场血的经验教训把“传教士问题”推到每位传教士面前，使他们不得不重新慎重地思考这个严肃的问题，反思曾经的过错。西国政府纷纷对其本国的传教士更是制定相应措施。因此，庚子事变后传教士对该问题的反思比以往更深入，更彻底。20世纪以后各地因民教纠纷而起的教案，与19世纪相比也大大减少了。 3/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