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政治改革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和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搞“绝对民主化”和“没有限度的公开性”，为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和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改革以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的破坏，据此，提出民主化和公开性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而且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也决定了政治上必须坚持民主和公开，但是任何民主和公开都是有限度的、有条件的，戈尔巴乔夫正是在这一点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在实际执行中变成了不分是非标准的绝对民主化和没有限度的公开性，从而由改革的形式变成了反共反社会主义借助的工具。发表论文。在苏共自贬历史和改造整个社会大厦的引导下，掀起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和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浪潮，导致社会全面混乱和动荡。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大肆泛滥，非正式组织迅速发展，民族分立分子活动猖狂，它们全盘否定斯大林，反对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把改变苏联社会制度作为自己的目标。以大民主的形式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导致理论界的混乱和社会舆论的失控，马列主义理论受到极大冲击，社会主义的形象被严重扭曲，信仰危机成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凝聚力丧失。
（三）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严重的信仰危机，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一步步走向了终点。领导集团政治信仰的改变表明党自身正在进行自我否定，意味着由这种信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了合理性，必然导致掌权的上层采取行动改变现行的社会制度，苏联剧变不可避免。由于党的二十八大放弃了党的领导地位，使政治权利开始从党向苏维埃转移。1990年3月召开的第三次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对宪法进行了修正，废除了党的领导权利。自此，苏联政治体制的心脏——共产党的领导，被“摘除”了。
亡党必然亡国。“8.19”事件后，苏联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1991年12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最高领导人宣布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并签署了别洛韦日协定。该协定意味着旧联盟条约的终结，是促使苏联迅速解体的决定性步骤。12月21日，11个独立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签署了关于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的议定书和《阿拉木图宣言》，苏联解体了。
三、苏共政治信仰演变的原因：
实际上，党的高层领导人政治信仰变化是不难理解的，历史的发展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必然是所谓的“60年代人”上台执政。这些人自身的一些特点极易导致他们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抛弃。
第一，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他们本来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在改革遇到种种困难和障碍之后，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必然要抛弃原有的信仰，背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所起用的人中相当一批具有强烈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麦德韦杰夫等，他们把戈尔巴乔夫视为“整整一代的二十大的儿女们”的代表。这些人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曾一度担任苏共中央意识形态书记的雅科夫列夫，他通常被看作是“改革之父”和“新思维”的主要倡导者。雅科夫列夫在书中写到：“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它只是从科学那里借用了一些名词术语。”“我们曾试图为建立真正的宗教和确立真正的耶稣而破坏教堂，但同时我们已模模糊糊的感觉到：我们的宗教本来就是错误的，我们的耶稣是假造的。”正如一些法国记者所说，在苏联，反革命的中心就在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即苏共中央。
第二，作为社会上层抛弃原由的政治信仰是由其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发表论文。在勃涅日列夫时期，党包办一切事务以及任命制使干部选拔任用和施政过程中失去竞争和监督，造成干部素质下降，导致党的干部数量不断增长，使得苏共党内逐渐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以严格的“官本位”和等级制分享各种特权，按级别来分配信息资源；生活待遇按党内职务的高低来区分，党员应享有的平等和尊严遭到蔑视和愚弄。享受特权的官僚们背弃了革命理想，单纯的追求权利，根本不关心党的前途和命运，对党的决议和号召敷衍了事，对人民群众的疾苦视若无睹。除了有明确规定的特权之外，勃涅日列夫时期苏共的腐败呈现弥散性扩散的态势。腐败现象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大肆贪污、盗窃和侵吞国家公有财产，即所谓的 “谢洛克夫”现象。在政治领域，腐败现象与干部任命制相结合，表现为有组织的结党营私、官官相护现象。
这个集团的社会地位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并没有改变。从1987年开始，随着苏联很多部委开始转轨和改制，既得利益阶层通过权利支配国家财富，对国有资产进行隐性占有。这些特殊的利益集团在社会中所享有的优越地位不但很容易使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蜕化变质，而且也使一部分本来就无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人为了个人仕途和利益混进党内。这些人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当获得共产党的权利能带来利益时，他们就拥护社会主义；当占有资本能带来更多的利益时，他们就毫不犹豫的甩开共产党，把自己改扮成民主党派。”政治信仰的变化，必然导致掌握权利的上层采取行动改变现行的社会制度，在主观上蓄意背叛社会主义，最终导致了苏共的败亡和苏联的解体。
第三、戈尔巴乔夫没有底线的“公开性”和苏联历史被彻底否定，导致苏共自身和全社会的思想混乱，产生严重的信仰危机。俄文中的“公开性”一词既有通常所说的知情权的意思，又有党和政府的政治活动公开的意思。戈尔巴乔夫对公开性做了解释：“选举出来的机关和领导人必须公开活动，让群众都能看到。”戈尔巴乔夫十分重视发挥公开性的作用，甚至设想把公开性作为西方多党制的代用品。但戈尔巴乔夫对公开性的积极作用过于迷信，没有设置舆论公开的底线，在改革中对反对苏共领导地位的媒体和组织放任自流。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口号下，掀起了重评斯大林的活动。传媒则把揭露斯大林时期的阴暗面作为吸引读者的手段。而右翼势力趁机推波助澜，掀起了一股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浪潮。由于公开性缺乏必要的底线，造成全党全社会思想混乱，产生了严重的政治信仰危机。这是苏共改革失败乃至亡党的重要原因。
第四、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理想主义，缺乏对国情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困难估计不足，使改革的效用与人们的期望值差距太大，造成全党全社会对社会主义改革的失望，从而导致苏共自身的信仰危机。苏共二十七大提出的“加速战略”是苏共领导层80年带初苏联经济濒临危机的边缘提出来的，试图以经济增长来缓解面临的政治信仰危机，但“加速战略”实施以后，苏联经济非但未能加速，反而停滞更加严重。1986年——1988年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2.8%，比改革前的3.2%还要低，在1988年经济改革停止后，经济发展的形式急剧恶化。导致全党全社会的不满和严重的信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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