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以开办娱乐节目见长的民营电视公司。背离了社会主义荣辱观。有的甚至丧失了媒体应有的道德底线。荣辱观,荣辱观与娱乐节目的道德底线。
关键词:荣辱观,娱乐节目,道德底线
“媒介即娱乐。”1这是某些文艺批评的文章常引用的一句话,笔者认为这话只说对了一部分,实事上,媒介不仅仅是娱乐,它承载着大量的信息,其中有国内外时事、国家方针政策、经济建设成就、先进人物事迹、科技成果、文学艺术、商品信息等等内容。在当今我国大陆,媒介更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阵地。那种认为媒介即娱乐、娱乐即媒介的片面认识,应当受到批评和遏制。
今年上半年,在短短的六个月中,一批相亲节目打着娱乐的旗号在电视上频频亮相,其中“出位”语言和“拜金主义”等低俗化倾向令人担忧,节目通过卫星直播和网络上的扩散,在海内外造成广泛的影响。美国的《今日美国报》有评论说:“相亲节目在中国年轻一代当中引发了婚姻观和拜金的讨论,在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力”。
低俗之风在电视节目中出现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科技论文,荣辱观。2003以来,随着节目的制作由原来的封闭转向对外开放,低俗之风就开始抬头。节目可以由一些民营公司承制,广播电视台购买和播出的管理体制,给各地民营电视制作公司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自此之后,以开办娱乐节目见长的民营电视公司,纷纷推出自己的节目,而一些娱乐节目走红,又刺激了电视台对娱乐节目的跟进。而低俗现象往往就出现在这些娱乐节目中。
电视娱乐节目是“通过一定的中介形式和大众参与,在相互交流中形成一种娱乐氛围的节目形态”2。节目的大众参与和互动交流使得娱乐节目很活跃。娱乐是人本能的需要,电视娱乐节目从人的本性出发,以轻松愉悦、富有趣味的风格,吸引着广大受众。它和新闻类、经济类、服务类、文艺类节目并驾齐驱,是电视节目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近几年来娱乐节目中低俗现象时有发生,其中某些节目格调低下,而收视率却在短时间内一路飙升。这种以低俗换收视率之风一旦蔓延开来,后果不堪设想,不得不引起关注。这里有必要对节目低俗的原因做一定的探讨。
一、片面追求收视率是娱乐节目低俗化的主因
节目收视率被视为节目的命根子,多少电视节目制作人和策划人为它朝思暮想、费尽心机。因为它的高低标志着节目质量的受欢迎程度,甚至决定节目组的命运。这种不成文的规定在电视剧中也有反映。电视剧《手机》中,那个电视台的当红主持人严守一不是因为栏目《有一说一》的走红而声名鹊起,又是因为这一栏目收视率滞后而遭到“末尾淘汰”的吗?
为提高收视率吸引观众眼球,一些电视制作人可谓想尽办法,某些西方低俗的手法逐渐被“策划”出来并成为节目的法宝:寻刺激、暴隐私、揭内幕、搞怪相、奇装异服、暴露镜头、粗言秽语、故作扭捏、讲荤段子、打擦边球……。在网络上,组织枪手到处发帖子、写博客,挑起争端引发议论,激起所谓水波效应。看一下各大视频网站的播放量,那些“出位”的节目视频,点击率累计突破千万!
片面追求收视率的原因要从背景环境和个人得失两个方面来分析。背景环境又分为经济来源和节目评定机制两个方面。
(一)收视率是电视广告创收的“利器”
各地广播电视台也有“三产”经济,但大多经营的不好或者收入比重较低,广告收入是广播电视台经济创收的主渠道。随着我国电视台和电视频道数量的增加,国家财政又逐渐对各地广播电视台“断奶”,面对日趋加剧的市场竞争。只有在有限的播出时段提高广告的单价才能增加收入,而提高单价是以收视率为支撑的,即你投这个钱做广告“值”。
广告主的广告投放是要赚钱的,投入与产出一定是顺差,要想获得利益,就需要寻找那些广告性价比最大的节目。毫无疑问,广告主会以收视率为标准把广告投放到自己认为“值”的频道和节目中去。由此可见,收视率不仅仅是数字,也是广告交易中的“利器”。
(二)收视率实际是节目存亡的关键“指标”
节目的质量的高低必须要得到认可。从节目的综合评价角度来看:收视率、受众的满意度、专家、学者和领导对节目的评议、节目成本效益比等,都是节目质量的重要指标。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在实际考察中以收视率指标去衡量节目的质量是最直接的。因为,观众对节目的反映是复杂的,再好的节目也有人骂,反之亦然;再说,专家、学者、领导也不可能逐一对节目进行评议;收视率高,广告充裕,节目的成本效益比当然就高;最后还得回到收视率上。于是,有些电视台干脆把收视率当作评判节目质量的唯一标准,收视率高,排名在前;收视率低,排名在后;末尾的就有可能淘汰或者面临整改。这种以收视率决定节目存亡的评价机制,成就了收视率的至尊地位。
(三)收视率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
从个人得失看,收视率就更重要了。它涉及团队中每一个人的经济收入、职称晋级、个人知名度等等。科技论文,荣辱观。因此以个人为单位的团队在策划节目时总是要优先考虑收视率。提高收视率的方法有许多,但通常用的,一是“俗”,俗节目可以使节目的收看对象最大化;二是“味儿”,节目要持续下去,必须要有趣味,甚至“作假”、“出色”,不惜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三是“炒”,要使节目迅速火爆,实施各种炒作手段是必须的。
收视率来自基于人口统计学原理进行的抽样调查,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统计调查数据不能说不准确,但它并不能准确判定节目质量的优劣,不能说收看的人多就是好节目。在当前整个社会中,情趣高雅的人远远少于俗人,一些低俗的节目往往收视率高;再说高雅的人有时出于猎奇,也可能会看看“俗”节目,而俗人看到高雅节目立刻换台。因此,人群中欣赏经典歌剧的远远少于欣赏流行歌曲的,收看《高端访问》的远远少于收看各类“选秀”的。靠“俗”来吸引观众的眼球提高收视率,自然成为策划节目的主动选择。而竞相比“俗”,很容易滑进“低俗”的泥潭。
二、电视节目低俗化集中表现为荣辱观缺失
广播电视台长期以来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传播先进文化的窗口,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重要工具。胡锦涛总书记说过:“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3而电视节目的低俗化完全背离了十七大精神,背离了社会主义荣辱观。
知荣辱,是人性的标志,是人区别于动物、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准。只有知荣辱,才能明是非、辨美丑。一旦荣辱不分,势必混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不仅造成整个民族道德伦理根基的动摇,就连整个社会风气也会受到严重影响,电视节目低俗的主要症结就是荣辱观的缺失。
(一)导向出偏 影响恶劣
作为媒体,娱乐节目有责任把握观众的兴趣导向,制作出符合大众审美情趣的节目奉献给社会。然而实际情况是一些低俗化节目往往以“暴丑闻”而惊世骇俗,有的甚至丧失了媒体应有的道德底线。
为了追求高收视率,从嘉宾的选择上节目导向就出了偏,如某节目选择嘉宾的标准:“有特殊经历、情感故事者可优先考虑;职业类型比较特殊者可优先考虑;特别愿意表达自己,个性特殊,表现力超强者可优先考虑。”由于有了这样一些“经历特殊”和“表现力超强”的嘉宾,主持人只需要稍微启发或者一个追问就立马有收获,一些低俗和带“色”的话题,立刻像水一样流出来,虽然不是出自主持人之口,即便“出事”也可以一推了事,但这种低俗的东西对社会产生的恶劣影响是一样的。
从结果来看,节目之后她们也遭到了许多责骂和网络的恶评,但更多的是受到热捧和各种媒介的关注。一些以“放得很开”而出了名的嘉宾,又成了小报和网络媒体的关注点,随后她们又应邀接受再次采访、三次采访……,末了自己也不知自己的份量,俨然以“名人”自居,出场费也不断拔高。
越是丑闻缠身,越是大红大紫,与其靠踏踏实实做人不如搞邪门歪道!这些负面事件对于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会有示范、暗示作用,是极其可怕的,它也是社会风气腐败的催化剂。
(二)弄虚作假 见利忘义
只要看过几档相亲节目的人都有这样的印象,许多女嘉宾都很“现实”,“拜金”成了她们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比如在“为爱向前冲”节目中,一位叫“豹哥”温州老板,由于其貌不扬最初遭到多名女嘉宾的嫌弃,但当他宣布自己带来了一颗1.5克拉钻戒、一套杭州精装修房子、兰博基尼车钥匙以及单身证明的时候,现场发生大逆转,女嘉宾们都纷纷主动向“豹哥”示好……。一位想成为浙江卫视“一姐”的播音专业学生,在现场不止一次地询问男嘉宾“你愿不愿意砸钱把我捧红”……,这种“拜金”例子在节目中比比皆是。什么“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什么“东方女子的含蓄”,早就抛到九霄云外!
除了“拜金”以外,节目中弄虚作假处处可见。相亲舞台上出现了许多奇怪的嘉宾,什么母女同台、双胞胎姐妹,作假的痕迹实在太重!有人指出:“所谓小饰店的老板、煤老板的女儿、火锅店老板娘,不过是兼职模特、临时演员、在校学生。”有制片人透露,为了节目好看,一些电视台遍邀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的模特和不知名的艺人,前来扮演嘉宾,据说北京某些圈内人士身价甚至都翻了几个跟头。
节目的生命力在于真实。相亲节目本可以定位于“服务类”。如果属于服务类,那就应该组织一些因各种原因在婚恋上存在困难的人走上舞台,扩大交际面,解决实际问题。如果属于“娱乐”就很容易偏离真实,向低俗化发展,“这些女人真可怕!”一些真正想通过媒介扩大接触面的人听了这些话也发出由衷的感叹。一位在海外侨居的华先生看了节目后说:“如果是我,我是不敢娶这些女人的。这样的女人,我恐怕驾驭不了,我也怕她红杏出墙。”
三、创意匮乏争相模仿加速了低俗化进程
纵观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不难发现娱乐节目创新的成分不多,多半是模仿国外一些节目制作的。在目前荧屏上热播的娱乐节目里,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国外同类节目的影子。科技论文,荣辱观。模仿是不要花多少脑筋的,从着手模仿到“产品输出”往往只需一、两个星期时间。同时,一些模仿并曾经火爆过的节目,一旦有人重新拾起来制作并能吸引观众,立刻就有人跟风。有学者指出,当前一些相亲节目的火爆,实际上是一种死灰复燃的现象。科技论文,荣辱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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