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贝费里奇思想”强调的是全民福利的“3U”标准原则，即福利保障与公民资格相联系，不管收入状况和工作表现如何，公民都可以享受到统一标准的保障待遇。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瑞典的福利制度无论从其覆盖面、体系化还是制度化，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瑞典的福利制度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社会保障对象具有全民性的特点。“不让一个人掉队”是其福利政策的基本目标，瑞典人无论收入如何，都可以享受从生到死，“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社会保障；二是制度化，一方面瑞典通过立法来规定社会保障的内容，另一方面瑞典又把福利国家制度变成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三是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全球最高。
（四）外交层面
瑞典从其本国的利益出发奉行“和平时期军事不结盟，以求邻近地区发生战争时守中立”的外交政策。正如一个学者所言“瑞典的中立政策不仅仅是一项政策、一个哲学，它简直就是一个自然地本能。”[3]在二战期间，瑞典以武装的中立成功的保住了中立的地位。与其他国家交往中，瑞典积极地开展多边自主的外交，对重国际事件都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和见解。瑞典在大国面前经常充当第三世界代言人的角色，因而在国内外赢得了较高的声誉。同时瑞典积极地反对侵略扩张、维护国际正义与和平。在邻近地区、欧洲和世界事务三个层面瑞典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其认为合作即安全，邻近地区是自身的安全基础。
瑞典推行的中立的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美苏两大集团的直接对抗，为维护区域的稳定和世界的和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瑞典“正义的中立”还赢得了广大的发展国家的支持，推动了瑞典和这些国家的合作，从而为扩大了瑞典的国外市场，促进本国的繁荣。
二、 “瑞典模式”的属性
瑞典模式到底属于何种社会形态，这是理论界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瑞典模式”是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高扬社会主义旗帜”，“普遍福利形成社会和谐”， 有的学者甚至指出，如同“中国模式”一样，“瑞典模式”是社会主义模式的一种，它不但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所推崇，而且在许多方面也为苏联、东欧和中国改革者所借鉴。[4]但大部分学者认为瑞典还是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学者对什么是社会形态有不同的理解。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的“五形态说” ，指出“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5]再加上共产主义，人类社会形态就呈现出五种社会形态，而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其以社会化生产和按劳分配为特征的。马克思从对所有制关系的把握中，梳理出一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矛盾运动。社会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范畴。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是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统一体；包括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意识形态。高放教授曾用21个字给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下了个定义：资本主义是以私人资本为基础，由资本家阶级统治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化劳动为基础、由劳动人民掌权的社会形态。[6]这个定义不但简介明了，而且体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我们以此标准来看瑞典模式，首先看瑞典的经济基础，瑞典实行的是混合经济体制，但是这种混合经济体制在所有制结构上是以私有制为主、国有经济为辅的结构，在分配方式上是以按资分配为主，按劳分配为辅的结果。其次看瑞典的上层建筑，瑞典实行的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其在意识形态上虽然也部分的以马克思的唯物论为指导，但其总体上来说，其指导思想是多元。综合上述，瑞典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但有的学者提出：“瑞典有着比现有社会主义国家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在现在我们公认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有哪个国家在政治上比瑞典更民主，经济上更发达？哪个国家公职人员比瑞典的公职人员更廉洁？有哪个国家劳动人民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比瑞典得到更大份额？又有哪个国家的“三大差别”比瑞典小？哪个国家的劳动人民享有比瑞典人民更全面优厚的社会保障？”[7]该学着注重从分配的角度来强调瑞典公平，而忽视了瑞典的所有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的确，无论是在政治民主程度，经济发达程度还是福利制度上，瑞典确实要比现在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要领先，但是作者忽视了现在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建立在贫穷和落后的基础上，在这样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而瑞典作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发展了上百年，故经济基础本来就好，政治制度上也比较完善。因此不能将这两者进行比较。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瑞典的基本制度属性虽然属于资本主义制度，但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因素较多的改良资本主义制度。这主要体现在收入分配、经济民主和社会保障方面上。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到：“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8]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并不是首先在头脑中构建起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具体是什么样子的所谓“理想”，然后根据自己绘出的蓝图去“自觉地”建立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而只是通过适当形式去解放“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因素。同时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生产力水平，新的生产关系必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在旧的生产关系中萌发的。因此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在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瑞典中萌发，是完全符合唯物史观的。
三、 “瑞典模式”的走向探析
瑞典社民党建设的“瑞典模式”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不非一帆风顺的。
进入21世纪也来，瑞典社民党曾在2002年全国大选中不仅保住了执政党的地位，而且得票率增长了3.4%，成功的击退了右翼势力的进攻。但在2006年的大选中，在野的温和联合党、人民党、中央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联盟，击败了社民党，社民党也遭遇了历年大选中最差的一次。进入新世纪来，无论是“瑞典模式”还是创造“瑞典模式”的瑞典社民党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一）福利制度的挑战
瑞典的福利制度仅仅在分配领域的调整，通过国民收入的分配，来追求全体国民的平等，并没有解决瑞典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瑞典的高福利政策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虽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由于其巨额的福利支出，给瑞典经济带来一系列消极的影响。这些消极的影响有：（1）高额的福利支出超出了经济增长所能承受的范围。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是经济增长分享的结果。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瑞典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远远地高于经济的增长，这样的结果直接导致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为了维持庞大的福利支出，瑞典不得不向外举债。同时这种财政赤字还造成了瑞典的通货膨胀严重。（2）高税收政策抑制了企业的积极性。瑞典的庞大的福利支出靠高税收来维持的，这就大大的抑制了瑞典企业的积极性，造成了大量企业迁出瑞典，来避开高额的税收，这就破坏了福利制度体系的基础。（3）高福利政策导致瑞典社会生产率下降。瑞典的高福利政策是靠征收高额的累进税来维持的，税收过高，也就意味着追加的劳动生产物大部分落到政府的手里，切断了劳动与收益联系，大大的打击了劳动的积极性。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