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多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西方现代翻译理论不断涌入我国，广泛地为我国译学界译介、移植和引用。广大国内翻译研究者借鉴国外翻译理论研究成果，不断提出或创建自己的翻译主张，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发展关系到中国翻译学建设的根本问题。其核心就是中国的传统译论如何与西学翻译理论在融合中不断创新以贡献于人类文明。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译论，西方现代翻译理论，积极影响，消极影响，融合与创新
一、西方现代翻译思想及主要流派
1．语言学派（Linguistics-based approach）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语言学派翻译理论衍生出了语段语言学派（text-linguistic approach）。他们的主张是：（1）语义系统取决于语用机制，而不是词义的总合；（2）语言转换也是由语用机制驱动的；（3）在语用机制驱动下，目的语语篇的重新布局取自上而下的过程，始于语段而终于语式。传统语言学派译论的代表是Catford（1965）；Nida（1964）；Koller（1979）；Newmark（1989）等。语段语言学译论的代表有Neubert（1983，1992，1993）；Hatim and Mason（1990，1997）；Gopfer（1995）；Stolze（1999）等。
2．功能学派（Function-based approach）
翻译上的当代功能学派始于20世纪年代中期的德国与芬兰，他们的主要理论主张是：（1）交流的目的和效果是语言的中心问题；（2）离开交流的目的和效果而去追求语言意义是没有意义的；（3）反对奈达提出的将翻译简单的理解为‘meaning transfer’的观点；实际上，翻译中的意义转换表现为“文本转换”—是被翻译目的（specific purpose）限定或预定了的一种翻译行为，TL文本是由预期目的的语言交流的产物；（4）翻译不仅仅是语言活动，而且首先或更重要的是一种“有目的的语言交流活动”（purposeful activity），因此不存在所谓“先天性对应”即“理所当然的对应”中国传统译论，一切不需用目的性或意向性交流来调节，而文本则正是交流目的的体现者。西方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是Vermeer（1978，1989，1996），Reiss（1984，1991），Nord（1991，1993，1997，1988），Neuber（1992，1993），Holz-Manttari（1984，1993），Rhodes（2000），Munday（2001）等。
3．释义学派（Hermeneutic approach）
释义学派的基本理论思想是：（1）翻译就是理解；（2）理解不应与任何一个组成语言整体的部分脱节；（3）除语言的整体性外，理解的整体性还包括：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认识与应用的统一、理解的当下性与历史性的统一等；（4）在整体性的前提下，他们的翻译策略（'motion'，Steiner，1975）可以表述为“信任”（trust）、“侵占”（aggression）、“吸纳”（import）、“补偿”（compensation）；（5）认同译作对原作的超越（Schleiermacher，1913）。释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是H. Meschonnic（1973）；Steiner（1975）；Berman（1984）；Sperb和Wilson（1988）等。
4．后现代“解构论”（Deconstructionism）
他们认为译作只是“一件将SL解构以后仍需解构的东西”，翻译的出路就是“无限解构”。他们的主要对策要点是：（1）将SL与TL做认真的语言、文化、语用等层次的对比分析（P. Lewis，1985）；（2）分析出各种差异，判定那些可以克服那些不可以克服；（3）进行解释（interpret）以做出补偿；（4）无法解释时可以否定SL，自立TL论文网站大全。代表人物是思想芜杂的J.德里达（JacquesDerrida）。
总而言之，现代西方翻译思想的主流是：侧重交流目的、交流形式、交流效果；侧重译者的功能发挥中国传统译论，以致原作的意蕴；侧重译文倾向并以致原作反映的外域文化，要让外域文化和价值适应本国文化。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为目的语文化（通常是英美文化）服务。
二、西方现代翻译理论对中国翻译的积极影响
谭载喜教授在比较中西译论时说，“尽管西方的现代翻译研究并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翻译学也尚未完全从语言科学中游离出来，而成为真正独立的一门学科，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特别是在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现代译学研究的成果是十分突出的，产生了许多非常重要的翻译理论流派，如布拉格学派、莱比锡学派、伦敦学派、前苏联语言学派与文艺学派、奈达为代表的交际理论和翻译科学派、以及以霍姆斯为代表的‘翻译研究’派和‘跨文化交际’派。由于西方这些翻译理论与思想所形成的时代，恰恰是我国翻译研究停滞不前的时代，因此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我们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把目光投向西方时，我们从西方丰富的理论成果中得到重要启示，从而促进了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促进了翻译学建设……”（《翻译学》第98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中国翻译综合时期的出现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中国翻译事业出现了名副其实的、范围空前的综合时期。翻译已成为一种“全民意识”的深化，不少研究范例理论的论集出版，功能语法、语用学、文化语言学等开始受到翻译界的关注，对西方和俄国翻译理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翻译教学蔚然成风。
2．西方现代翻译理论对我国翻译研究的贡献
西方译论在使我国翻译界开拓了视野的同时，无形中特解放了思想。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中国传统译论，面世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人们仍在不断的争论、探讨、考证他的用心，这与西方的翻译界的“百家争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译论的语言学传统对我国译学的贡献不可否认。总体而言，我国译论深受中国古典文论和美学的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译论主要放在文学翻译的研究上，对科技翻译鲜有涉及。西方现代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引进后，我国译界同仁开始深入的进行中外语言的比较研究，对语言本质的理解也得以深入。
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地位的确认。虽早在1951年，译界前辈董秋斯就发表《论翻译理论建设》一文，明确提出了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主张，但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西方译学理论传入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引发了关于“翻译学”的讨论，因此我国翻译学科的建立，国际大气候功不可没。
奈达被誉为“翻译界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之一”，对我国翻译研究事业的发展也有何重要的贡献。他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西方现代翻译理论家之一，他多次到我国讲学，与我国学者合作专著，他的学术精神鼓励了我国的理论研究者；更重要的是他的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和“动态对等”对我国的翻译理论和间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较好的解决了“意译—直译”的争端。
三、西方现代翻译理论对中国翻译的消极影响
在看到西方译论的积极影响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的看到新西方译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第一，我国翻译界受西方的影响，在学术上出现了标新立异、刻意与众不同的敌视态度，许多作者本身并无创新，往往在其作品中采用一些新奇的术语，似乎是别人看不懂中国传统译论，才显得自己的理论高深；有些人在学术上，不但不合作，反而相互攻击，这是翻译界一种不健康的“百家争鸣”学术风气，既害己又害人。
第二，大量的西方译论引进后，国内翻译界许多人便尝试应用这些理论于实际的翻译实践中。例如，他们坚信“对等”和“读者反应论”是西方译论的核心，却不曾考虑到，汉语和印欧语系的语言之间的差别，并不明白它们是基于《圣经》的翻译实践，应用的范围有限，却趋之若鹜对此大加利用，对翻译造成了不好的负面影响。
第三，翻译理论的研究是简单、重复、缺乏创新的研究论文网站大全。例如，相当大一部分人还都在介绍和探讨奈达的译论，而对于其他的翻译家的重要思想不能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国译界的高度重视。
四、中国应如何对待西方译论和自身发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为西方的译学研究带来了一个大的突破，它刷新了人们对翻译研究的认识，也标志着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理论意识的觉醒，而这正是我国翻译研究停滞不前的20年。我们承认翻译理论的研究要迟于西方20年，此后在引进和继承西方译论问题上，我们虽已取得了可信的成果，却忽视了它们对我国翻译理论建设的负面影响。对待西方译论，第一，我们不能盲目“拿来”中国传统译论，也不能盲目反对，要看它的影响和实效；第二，任何事物都有不完善之处，西方译论也不例外，关键是其精华之处能为我用；第三，不要盲目“西论崇拜”，要立足于自身译论的长处，不断地开拓和创新。
综观我国的悠久翻译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翻译思想和理论与中国的哲学紧密相依。直译、意译之争与哲学上的“名实之争”、“文质之争”相呼应。中国译论和美学之间的渊源也不能忽视。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之论，不仅符合中国的传统审美观，也符合翻译的科学标准。我国的翻译思想始终以文化考虑为出发点，无论从佛教的引进、到科技（徐光启为代表）、到学术（严复为代表）、还是到文学（林纾为代表）。当今的翻译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跨语言文化行为，中国的翻译界要以民族文化复兴和多元化文化发展为目标，既要继承又要大胆创新，在吸收和交流中推动我国翻译事业的跨跃式发展，以圆我们千年“翻译大国和强国”之梦想。
[参考文献]
[1]谭载喜.翻译学[M].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2]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 商务印书馆，2005.
[3]杨自俭.英汉语比较与翻译[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4]马会娟.奈达翻译理论研究[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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