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在少数民族干部的日常工作中尤其是提拔选举中可以看到，少数民族群众对干部素质能力以及选举过程的公正性并不真正关心，而是片面认为只要是本族群的人就行。而出于权威崇拜和依赖心理，大都是对所谓的“本族群代表”的意见简单加以赞同和附和，即使在发现有疑问的地方也一般不会追问下去。民族机关民族化这种制度化安排，使得一些少数民族身份在某些领域成为一种可资利用的利益资源，而为了利用这种资源，少数民族精英需要强化族群认同，突显族群身份，这些做法的实际后果是使一些可能已经模糊的族群社会边界重新清晰起来，结果是这种政治文化的烙印禁锢了个人“主体意识”的发展，也不利于干部民族化的运行。
四、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干部民族化的出路所在
针对干部民族化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从制度、文化等方面对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干部民族化政策实施中的“走样”予以改进和完善。
1.正式规则的改进
《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章第1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笔者认为，首先从制度文本来看，“应当”、“适当名额的代表”等提法虽然具有弹性和灵活性，但往往因缺乏具体规定，使得很多非自治主体少数民族权利很难得到保障。同时，《民族区域自治法》是一部基本法，实践证明，没有多种法律法规与之相配套，自治法的各项原则规定很难落到实处。仅有国务院《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和省级的规定也是不够的，必须加快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各种单行条例和行政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工作，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民族区域自治法》关于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各项规定能够变得更加具体化，更具可操作性，而不是被当成一种“摆设”。
2.干部选拔：择优与族别相结合
自治机关民族化尤其是领导干部民族化无形中增设了族别限制，加大了干部选拔的难度。因此，应从能力、素质等各方面进行考虑，体现公平原则。要按照《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录用工作人员的时候，对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应当给予适当的照顾”。大量选拔任用非自治主体少数民族干部，领导干部中配置一定比例的非自治主体少数民族干部。在这种制度安排下，非自治主体少数民族将自身的利益要求通过本民族精英传达到国家政治体系之中。这将有利于形成政治参与的有效程序和机制，有利于非自治主体少数民族意见、愿望、要求和利益的充分表达。这要比分散的个人行为更易达到目的，而且以代表的形式，在体制内通过谈判和沟通解决利益冲突，也有助于政治体系的稳定发展。此外，对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主体民族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的优惠政策，应从“族别化”向“区域化”不断过渡，这样有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真正体现干部民族化的价值所在，最终达到国家的整合。
3.化解“体制弊端”和“利益”因素的干扰
我国政治权力的运行主要是党政关系的运行，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现象实际上都包含着党政关系的因素。反思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在干部民族化问题的历史和实践，化解“体制弊端”，推进党政关系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是解决干部民族化在实践运作中“走样”的源头所在。为此，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的前提下，推进党政职能分开，创建新型的党政关系。针对在利益的驱动下，干部民族化有可能沦为利益交换的筹码，进而背离民主和公正的价值预设这一问题，应加大对权力的监督，从制度源头杜绝在干部民族化这一光环下的权钱交易，使干部民族化能真正体现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的价值。
4.培育制度文化土壤
有了好的制度形式，还需要又好的制度环境对其落实予以保障。从本文分析
可以看出，造成干部民族化在实践运行中偏离和走样的原因，大都因为各种非正式规则的存在。笔者认为，除了积极开展公民独立意识的教育和宣传，培养少数民族群众所需独立性还需要通过构建新的制度环境和政治话语来逐步实现。有学者指出，中国未来的目标是公民化的国家，在未来的某一时期，中国所有民族的民族（族群）认同都将让位给公民和国家认同。比如对少数民族来说，他们是从公民的角度理解中国人的内涵，从而在国家认同上达成一致，还是从各自民族身份和利益的角度理解中国人的内涵，并试图将民族认同置于公民认同之上？这就要引导少数民族实现政治社会化。具体来说，从政治文化层面上来看，一方面要在少数民族群众中逐步形成对国家统一政治权威的认同心理氛围，另一方面要提高各民族之间政治信任心理和政治宽容心理，逐步建立起开放的政治生活方式，消除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政治封闭状况，实现向“公民文化”的转变。
总之，干部民族化作为党在民族地区的干部政策，也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的一种重要形式，对国家稳定、民族团结都起到很大作用。干部民族化政策并不解决民族自治地方的一切问题，在未来，通过对制度的改进和完善，干部民族化的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有可以得到实现和加强，最终实现我国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全面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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