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进入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攻坚阶段，同以往相比，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社会矛盾也较为复杂和尖锐，而市民社会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它有利于提升公民对现有政权的认同感，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其次，它拥有一系列自我调节、完善的机制，第三部门参与社会治理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的稳定；最后，市民社会的多样性与高速流动性有利于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要求得到满足，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除社会的一些不稳定因素。
四
查尔斯·泰勒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一个自治的网络，他说：“一个自治的社会网络，它独立于国家之外，在共同关心的事物中将市民联合起来，并通过他们的存在本身或行动，能对公共政策发生影响。”[12]在他看来，公众舆论是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的部分，即使在18世纪，经济也不是市民社会的唯一成分，“同样具有巨大意义的是有自己‘舆论’的自治公众的发展” [13]。这就表明，市民社会传统之下社会成员具有强烈的参与精神。所以说，“市民社会是现代政治文化的原生点。现代政治文化只有深深地扎根于市民社会的土壤之中，才能形成普遍的民众精神，最终实现政治文化形态的转型。”[14]广泛的公共精神和公民品德不可能仅仅是一种道德境界的倡导，也不是对自我利益的简单超越和否定，而是一种在恰当的机制下达成的公共和个人的“双赢”。[15]
在我们许多人的观念中，维护社会公正主要是政府的责任，这实际上是传统的“父权主义”政府观念的一种表现。我们这里的意思，决不是说政府不需要维护社会公正论文发表，而是说现代社会仅仅依靠政府是根本不够的。在现代复杂的分工体系下，即使是再强大再高明的政府，也不可能掌握如此大量如此变化迅速的各种信息，使得在各个个人、各个阶层的应得与所得、权利与责任的分配中都能达致恰如其分、合理公正，因此，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既好又快地实现必须有市民社会的参与、协助，必须要靠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乞求一个合适的非市场机制去避免市场缺陷并不比创造一个完整的、合适的市场以克服市场缺陷的前景好多少。换句话说，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无法使私人的不良行为变为符合公共利益行为的地方，可能也很难构成‘看得见的手’（政府）去实现这一任务”[16]。
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一度控制着所有的社会资源，控制着所有个人的命运，名义上或动机上是要公正地分配各种社会资源，调动其一切积极性，但实际结果却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其结果，不仅严重压抑了各个主体的积极性，甚至可以说根本不承认个人和企业的主体地位，造成了严重的低效率和无效率，而且实际上形成的是一种“伪公正”。社会公正作为社会成员之间的一种合理关系，首先是以各种社会阶层的合理关系来直接实现的，是在各种社会组织能够将其所代表的阶层或集团的利益诉求得到通畅表达的前提下通过合理地协商来实现的。如无各种社会组织的存在，各个阶层、集团的利益诉求就难以获得合理的表达渠道，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也很难真正兑现，各种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权利关系也就难以合理化，社会公正自然也就无从实现。市民社会的发育壮大不仅有效地弥补了这一缺失，而且，在出现由于社会公正而导致的冲突和危机之时，还可以通过各种社会组织有效弥补国家力量的不足，使社会危机有一个缓冲地带，为各种社会力量的理性协商提供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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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0年度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0CZX001）阶段性成果之一。
[②] 刘伟、贾贵生：《中国市民社会在当代现代化建设中的推动作用》，《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③] 戚珩：《关于“市民社会”若干问题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④] 燕继荣：《市民社会与民主化的“双边进程”——论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东方论坛》1997年第2期。
[⑤] David Hel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Polity Press, 1993，p57.
[⑥]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论文发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版，第283-284页。
[⑦]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版，第289页。
[⑧] 邓正来、景跃进：《国家与市民社会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19页。
[⑨] 戚珩：《关于“市民社会”若干问题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⑩] 刘军宁：《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96版，第4页。
[11] 俞可平：《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中国与俄罗斯》，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版，第9页。
[12] 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2005版，第171页。
[13] 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2005版，第187页。
[14] 徐勇：《市民社会：现代政治文化的原生点》，《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15] 王云萍：《库柏对公民品德的研究及其启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16] 查尔斯·沃尔夫：《市场与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版，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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