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接受美学与电影艺术的交叉。战争题材电影。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战争题材电影新趋向。
论文关键词：接受美学，战争题材电影，政治性与艺术性
我们中华民族是经历了千锤百炼的民族，是一个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浩瀚博大，却从未挣脱战争的阴霾，这为我国的战争题材影片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底蕴和素材。在电影产业发展的如火如荼的今天，战争题材电影，以其恢弘的战争场面，和丰富的肢体表演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并具有一定的历史教育意义。从建国初期的《上甘岭》、《铁道游击队》，到现在的《集结号》、《大兵小将》、《建国大业》等，战争题材影片随着时代的进步，从形式到题材发生了诸多改变。如何将政治与艺术巧妙融合，如何在历史与人性中交叉穿梭，成为了战争题材电影发展的前进方向，也成为了其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接受美学与电影艺术的交叉
“接受美学”（Receptional Aesthetic）这一概念是由德国康茨坦斯大学文艺学教授尧斯在1967年提出的。接受美学的核心是从受众出发，从接受出发。尧斯认为：“一个作品，即使印成书，读者没有阅读之前，也只是半完成品”。在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学四要素观点认为文艺活动由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要素组成政治性与艺术性，这四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创作——作品——接受”三个环节主客体双向交流的审美过程。作为对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派文学理论的反驳和对传统的文学文本研究模式的超越，接受美学确立了与以往文学理论截然不同的文学作品的概念。即认为，作品在未被读者阅读的时候只是束之高阁的本文，只有进入读者领域，成为把玩和欣赏的对象，由读者填补留下的空白，才产生意义。而由于不同读者社会阅历、艺术修养、期待视野等的差异，同一作品就具有了不同的阐释意义。作品通过读者，进而影响世界。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认识电影艺术，越来越被重视。在影片呈现的整个过程当中，观众不只是接受者，同时也是创作者，其欣赏过程中的具体化构成了电影艺术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没有观众，电影就难以存在，也没有任何价值。接受美学也就在此与电影艺术有了交叉论文格式模板。
首先，来分析一下战争电影的受众。按文化程度和文化消费需求划分，我国居民可分为五个层次：高级知识层、中级知识层、一般知识层、初级知识层、文盲和半文盲。一般来说，类似获高级职称的为高级知识层，这个知识层的人士需要相对专门化、质量上乘的文化艺术品，即高雅文化；类似获中级职称的可称为中级知识层，这个层次在许多方面与高级知识层的需求有相通之处，但更倾向于雅俗共赏；一般知识层，类似获初级职称者、大学生，虽与前者有相通之处，但所需对象主要是基础性、易接受性的文化艺术；初级知识层，如初、高中生水平的，需要实用性、通俗性、有感染力的文化艺术品；文盲和半文盲所需要的，是通俗文化。在一个关于电影受众分析的报告中显示：“战争电影不同于一些通俗电影和情爱电影，其主要受众群体有以下特征：收入水平较高、消费水平较高、年龄轻的高级知识层、中级知识层、一般知识层人群”。然而战争题材电影随着题材角度的变化，其受众群体也在发生变化，呈现出大众化的趋势。电影作品是文艺界多种理念通过电影编辑和导演的窗口展示，集中反映社会大众对于价値观的寻找姿势。换言之，要硏究观众对于作品的反应比硏究导演或其它创作者的接受程度，对于破解文化现象来说反而更有意义
二、中国战争电影题材的历史演变
在《电影艺术辞典》中，关于“战争电影”（the war film）的解释是这样的：“以描绘一场战争为主要内容的故事片，多着重于表现人在战争中的命运。”但事实上，对“战争电影”的理解与实践政治性与艺术性，在不同的时代及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走向。随着时代背景和现代文化的变迁，我国的战争电影开始在探索新的战争电影的题材切入点。开始由单一的表现人物命运，转变为对战争的理性思考。
当代中国人对于战争片的记忆，可能最早来自于《地道战》、《地雷战》以及后来的《大决战》等一系列主旋律电影。与西方文化的个性关注不同，中国的文化则更注重团体性和服从性。这使得中国的战争电影拍得像是一本教科书，在大众的心中反复的强调着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透过镜头，我们看到的是战火连天的岁月，和千篇一律的军官将领。因此，当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摆在观众面前时，观众们有些许的“惊艳”。而事实上，从《集结号》回望曾经的战争电影，无论从电影还是从历史的角度，都能找出其来由与去向。
1949年以前，美国电影一直是中国电影的直接参照体系，1949年以后，禁止美国电影进口，所以中国的战争电影受前苏联影响更为明显。
1949年至1966年之间的电影史实，就形成了“十七年电影”，其影响延续几十年而至今。“十七年电影”在理念和观念形态上主要为政治服务。电影工作者很自觉地通过对英雄人物光辉形象的放大描述，来讴歌社会主义。观众所熟悉的如：《巍巍昆仑》、《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长征》等片在人力、军力方面投入巨大，战场气势恢宏，但缺少对人物的纵深塑造，并且性格特点也很单一。这一时期的战争片，人物不仅具有地道的农民气质，同时也被赋予浓厚的英雄色彩。
“文革”后，出现了《大刀记》、《延河战火》、《大河奔流》等10多部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作为时代的“过渡型”影片，电影除了照搬苏联模式，依然缺乏生活的真实感，甚至沾染着浓浓的“文革”气息。在第五代导演正在成长摸索的时候，老一辈的导演中也有人依然保持着创作的激情，把在“文革”中对世界变化的反思进行了新的理解，并且有意识地剥离电影中人物“神性”的一面，在原来的模式上朝人性靠近了一步。《小花》、《归心似箭》、《曙光》、《从奴隶到将军》等片是这批表现战争电影的代表作。
从1985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第四代”导演作为一个群体逐渐淡出中国电影的历史舞台，“第五代导演”则在历史的转型中走向成熟，中国战争片在朝商业大片迈步的同时政治性与艺术性，创造了一批优秀的正面表现战场的战役型影片，以《大决战》为典型，影片讲述了1948年到1949年初，在东北、华东、华北地区进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对过去这一重大史实有了比较全面的再现，无论从气势还是规模上都是空前的。
为了保护国产电影的利益，中国电影市场在90年代后以行政手段规定国产电影的放映时间，并把每年引进好莱坞大片的数量控制在10部以内。在此期间，出现了冯小宁、叶大鹰等对中国题材的战争电影有新认识的导演，《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红樱桃》、《红色恋人》等电影的出现为中国战争片向商业化靠拢以及从人性角度为战争重新解读往前迈进一步，虽然这几部电影并不是部部叫座，但是却有着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文化素质的提高，对于电影，特别是再现历史的战争电影有了更高的要求。电影《集结号》是冯小刚导演转型的第二部力作，为沉闷、刻板的“教科书”式战争题材电影注入了新的活力。冯小刚把视野转向了战争题材，而这无疑是一个挑战。战争是有了人类社会以来就存在的现象，在这种形式最为激化的社会现象中，往往会暴露出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全部情态论文格式模板。比起从前的战争题材的中国电影中的英雄史诗式的主旋律，《集结号》用了更可信的人性刻画技巧而能赢得更多的新中国的一代代中国普通百姓。《集结号》之所以能成为一部倍受《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关注的战争影片，是因为它不同于很多同类题材电影，《集结号》并没有以一场特定的战役或是特定的战场为故事背景，在冯小刚这里，那场“敢死”战争是这个故事的起因，冯小刚真正要展现的是以整体战争为背景的贯穿战争和和平年代的一个故事，一个执著地忠贞于自己信念和情义的故事。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历程上的转变，有了这样一个时代和环境的更迭，我们才会在冯小刚的带领下，一步步地跟着谷子地的足迹而前行，感动地前行。
三、在政治与艺术之间寻找战争电影的平衡点
列宁说过：“电影是最好的政治宣传的武器。”而战争永远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所以战争题材影片的政治性明显要强于其他类型影片。战争题材电影更是表达国家立场、灌输教育人民的最优表现形式。所以，战争题材电影的切入点，往往是从政治和国家的立场出发的。鉴于电影艺术对国民思想的强大影响力，它的发展状态和品质直接关乎人们的精神生活质量，关乎民族精神的塑造和国家的发展前景。在政治导向渐渐凸显为艺术传播的第一原则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实际的指责政治宣传本身，而应该思考文化艺术的政治化是否必然意味着文化产品的模式化，如何在艺术与政治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政治性与艺术性，或者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就显得至关重要。
在“十七年电影”中，表达了鲜明的政治意图和政治导向，影片中大肆弘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具有很强的政治宣传性。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和英勇就义的刘胡兰，这些国家的英雄通过对其在电影中的塑造，在人民群众中普及开来，成为了民众心中的英雄偶像，战争电影就此达到了其政治宣传的目的和意义。但是，这些影片在艺术上却存在很多漏洞和瑕疵。千篇一律的人物性格，大同小异的战斗场景，官话连篇的人物语言，使得整部电影缺少了艺术的美感，也失去了其艺术作品的本质属性，重政治而轻艺术，这样的影片缺乏真实感，这对电影艺术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政治与艺术的结合、历史与人性的交叉、战争与灾难的关联无疑成为了战争题材电影的新的发展趋势和前进方向。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中国战争题材电影打破了一些原有的艺术格局，展现出了一些新的趋势，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夏衍在《论政治与电影艺术》中这样写道：“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是重要的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虽然有不少论述,却没有留下现成答案,因此需要在实践中逐步认识、解决。”如何解决好战争电影中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如何在战争电影的政治性和艺术性之间找到一个恰倒好处的平衡点，这值得全体电影人去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1]H.M.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陆弘石，舒晓鸣：中国电影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3]胡克：夏衍论政治与电影艺术，当代电影1986年第2期
[4]虞吉何晓燕：大后方电影市场文化透析，当代电影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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