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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云翘传》人物关系分析_独特性

时间:2011-05-26  作者:秩名

论文导读::才子佳人小说,因其固定的情节模式,使得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形成恒定的模式:男女主人公的婚恋关系,主人公与辅助者的关系,主人公与破坏者的关系。同时,《金云翘传》又有其独特的“故事套故事”结构,使得男女主人公的婚恋关系异于常者,可以说是才子佳人小说模式套用下的产物。
关键词:人物关系,才子佳人情节模式,独特性
 

在中国文学史上,描写才子、佳人婚恋故事的作品由来已久,自唐代元稹《莺莺传》以后,唐传奇、话本和拟话本小说中都不少见,至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在数量上、故事种类上等都已蔚为大观,成为小说史中一种独特类型。

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固定的情节模式,小说作者大多是在此模式下进行重复创作,而把小说的创新追求放在对复杂情节的编造上,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其中,《金云翘传》是唯一取材于已经流传的故事写成的作品,作者将王翠翘的故事按照才子佳人小说模式,加以虚构和扩充,将翠翘个人苦难史嵌入才子佳人小说模式中,从而使这部小说形成了迥异于其它才子佳人小说的情节模式。对于《金云翘传》人物关系的分析,首先应该考虑到它的情节模式的一般性和独特性。

有固定的模式是才子佳人小说情节上的特点,小说作者创作大都遵循以下模式:一见钟情,私定终身,拨乱离散,及第团圆。这类似于普洛普在《民间故事形态学》中总结出的俄罗斯民间故事的多种叙事模式,在他所选取的100个俄国民间故事中,一些表面上极不相同的故事却有相似的叙事结构,在这些相似的叙事结构中存在着部分恒定不变的因素,普洛普称之为“叙事功能”,如“人物的功能”,“神奇故事里的人物虽然表面看非常不同,······,但在整个故事情节过程中都是完成同样的行为。这就决定了恒定不变的因素和可变的因素之间的关系”[1]。在才子佳人小说中,那些拨乱其间的“剧中之小丑”以及促成婚姻的援手独特性,虽然以各种形式、身份面目出现,但在情节发展中行使的功能都一样,这类人物的设定,在才子佳人小说创作中是不可或缺的,促使情节曲折化、人物关系复杂化。

《金云翘传》作为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作品,充分体现了这类小说情节模式的特点,同时《金云翘传》情节结构又有自身的独特性,因此从才子佳人小说情节模式出发分析《金云翘传》人物关系,尤其要关注到它与其它小说的不同之处。

1、王翠翘与次要人物的关系

这里的次要人物,是相对才子佳人小说的男女主人公而言,这些人物的出现是形式的需要,往往没有独立鲜明的个性,在小说情节设置中行使某种特定功能,是小说曲折离奇爱情的制造者,在小说中必不可少,表现为那些拨乱其间的小人和促成故事圆满结局的援手。在《金云翘传》中,正是这些人物的出现推动了王翠翘一生波澜起伏,他们或是陷翠翘于苦难之中的刽子手,或是救助翠翘逃出生天的有缘人,分别以各种不同面貌身份交替出现于翠翘的坎坷命运中,将翠翘的苦难经历连接成一条线。

具体来说,小说中顺次出现的人物:马不进和楚卿——束守——宦小姐——觉缘——薄妈和薄幸——徐海——督抚,坏人与好人交替上场,同翠翘一起演绎了一部苦难史。

马不进、薄幸表面上与翠翘结为夫妻,实际是通过婚姻拐卖良家女子,他们是推致翠翘两次身陷烟花的恶手;楚卿表面上与翠翘盟誓,欲救其出青楼,实际则是与龟奴设计逼翠翘接客;宦小姐与翠翘共事一夫,表面是妻与妾的关系,实际上前者在假意不知翠翘存在的同时,暗度陈仓,抓住机会,将翠翘绑架为奴;督抚与翠翘表面上一个扮演劝降者,一个扮演投诚者,实际是欺骗与被欺骗的关系,徐海、翠翘投诚,换来的是一个被诛杀,一个被迫嫁给永顺酋长论文发表。可以看出这几人与翠翘的关系都存在双重性,在表层和谐关系之下隐藏着另外一种黑暗邪恶的阴谋。人物关系以某种欺骗的方式保持着平衡,而黑暗的本质总是在平衡被打破后显现出来;翠翘的命运也总是在表层的和谐关系破裂后,再次走向飘零不可知。欺骗掩盖下的伤害比赤裸裸的伤害更令人痛心,女主人公总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受沉重的打击,小说作者重复运用这种关系破裂与重建的方式,可以将女主人公悲惨经历更加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使读者在感叹其坎坷遭遇的同时,留下深刻印象。

束守、徐海在翠翘人生中扮演的是助手角色,他们与翠翘是夫妻关系,两次救助翠翘逃离青楼,但皆因身份的尴尬,终究无法与翠翘成百年之好;觉缘在小说中是作为特殊群体存在,使小说情节更加魔幻离奇,她与翠翘义结金兰,是姐妹关系,但因为身份脱俗,只救得翠翘性命,小说最终要归入才子佳人小说模式,还需要金重出现独特性,给翠翘一个才子佳人式的美好结局。

才子佳人小说中功能性人物的设置,契合了普洛普关于人物功能的描述。翠翘作为苦难的承受者,是小说中偶然出现的主人公,作为侩子手和有缘人而交替出现于小说中的人物,身份面貌皆不同,但在小说中起着恒定不变的功能,这种功能是源于才子佳人小说情节模式的需要,艰难曲折、刻骨铭心的爱情需要有小人拨乱其间,在爱情的美好结局到来之前尽可能的制造破坏,同时又需要有好人促成其幸运,保证众小人的破坏不会致使小说走向悲剧。

这两种不同人物出现并与翠翘产生关联是出于形式的需要,他们之间分别是破坏与被破坏、援助与被援助的关系,这是才子佳人小说固有情节模式下恒定不变的两种关系。在任何一部按照才子佳人情节模式写成的小说中,都必然存在这两种关系,才子佳人小说情节模式需要功能性人物的存在,而功能性人物存在必然会与主人公产生联系,虽然在具体的作品中,这种关系可以是多种多样千变万化的,但归结起来无外乎以上两种。

2、王翠翘与金重的关系

才子佳人小说中另一种恒定不变的关系,即男女主人公间的婚恋关系,《金云翘传》中则主要是王翠翘与金重间的婚恋。小说叙述俩人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历经磨难,最终及第团圆,这是与一般才子佳人小说相同的地方,但从作者叙述中,又可以见出这部小说的男女婚恋异于常者之处。

《金云翘传》共二十回,前四回写金重与王翠翘相识相知相爱、私定终身,以及王家变故;第五到十九回,写王翠翘半生坎坷遭遇;第二十回,写二人之重逢。

通过对小说内容的梳理,可见《金云翘传》虽然是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作,但从实际的内容安排上来说,金重这一人物有其实在意义的也不过四个回目,首尾相接,构成才子佳人模式,使王翠翘与金重的婚恋故事有个才子佳人式的结局。而小说占据大部分回目的,则是王翠翘的个人经历,从小说叙述来看,在故事主体部分,金重已逐渐淡出并不再出现于叙述者的视线之内,暂时脱离了翠翘的人生轨迹,所有苦难都围绕翠翘展开,以此建构小说情节。故而可见《金云翘传》独特之处,即将一部个人苦难史嵌入才子佳人的婚恋史中。《金云翘传》这种“故事套故事”[2]的独特结构,“实现了小说叙事模式的双重复杂和陌生:第一重,是改变了旧有故事框架的本质,第二重,改变了才子佳人小说典型叙事模式”[3],因而使得男女主人公间的婚恋关系不同于常者。

首先,作为才子佳人小说模式中存在的人物,金重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他与翠翘的婚恋关系是小说中最为首要的一对关系,是小说情节展开的前提,才子佳人小说就是讲述男女主人公之间曲折动人的婚恋故事。虽然小说主要讲述的是王翠翘的个人经历,但翠翘个人苦难的彻底结束,离不开金重,也必须依靠金重。翠翘历经波折独特性,在觉缘道姑的救助下,终于获得新生,但与金重再相聚一直都是翠翘的美好愿望,这一美好愿望只能依靠金重来完成。同时,觉缘的救助只能给予翠翘生命,若要给翠翘一个才子佳人式的完满结局,必然需要金重的再次出现。

其次,《金云翘传》是唯一借助了已经流传的故事为原型创作的小说,作者将王翠翘个人故事嵌入才子佳人小说模式中,不能不说是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有意为之,同时也是基于通俗小说这种文体本身的创作特点。

清初小说创作迈入全盛时期,才子佳人小说代表作家天花藏主人张匀、烟水散人徐震,都是科举失意的文人,写作小说成为寄托他们人生美好幻想的方式。张匀在《天花藏合刻七才子书序》中说道:“顾时命不伦”,“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其黄粱事业”,“凡纸上之可喜可泣,皆胸中之欲歌欲苦”[4]。小说作者科举失意、找不到出路的苦闷无法排除,借助小说创作聊作排遣,故事中才子终于抱得美人归,事业爱情两全其美,实际是作者徒自憧憬的富贵风流梦,安慰科举失意的苦闷心情。

另一方面,通俗小说不同于诗歌、词的创作,不刻意追求创新、表现个性。诗歌、词的创作,“视创新和个性化为艺术创作的生命论文发表。因此,呕心沥血,唯我独尊,求新求怪往往是作家生活写作的状态和生命目标”[5],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例子很多。相反,通俗小说则不然。大部分作者创作小说,目的不在于表现一己个性,求新求奇,而在于寄兴遣怀,宣泄个人情感,有的则只在于获取较大的商业利润;通俗小说的接受对象大多为市井百姓,过分注重个性容易造成接受障碍,为了方便读者接受、引起他们巨大的兴趣,通俗小说作者往往更重视情节的曲折安排、悬念的离奇设置等,而不再以表现个性为创作追求,在这种相对轻松的创作环境中,小说作家容易倾向遵循固定的情节模式进行创作。

在这些因素影响下,《金云翘传》作者选择了才子佳人小说模式,在翠翘的故事中故意设一金重与她相识相爱相分相聚。总的来说二人是婚恋关系,但从上文对于小说内容安排的分析可以看出,小说主要部分是讲述翠翘的个人经历,这是故事的主体,而实际上金重的存在对于翠翘个人经历并无多大损益,二人之间的婚恋关系对于小说的主体部分来说没有意义,反而像是给翠翘个人故事披上了才子佳人的外衣。

综上所述,《金云翘传》中金重与王翠翘婚恋关系的设置意义是形式大于内容。作者借用才子佳人小说模式进行创作,需要设置金重这一人物,他与翠翘的故事大致可概括为:一相见情定终身——遭横祸生离死别——再聚合不堪回首独特性,两人相见相识定情到分离再到重聚,形式上非常符合才子佳人小说的情节模式,但若是将小说主体部分——王翠翘个人苦难经历,从小说中抽离出来,两人的爱情道路就出现了断层,缺少好事多磨的那部分内容,取而代之的是王翠翘个人苦难史,这本身就违背了才子佳人小说模式对于曲折爱情的要求,而且在这长达十六回目的坎坷遭遇中,金重与王翠翘的爱情被叙述者抛却,显得毫无意义。因而可以说,金重与王翠翘的婚恋关系是对才子佳人小说模式套用下的产物,它对于小说结构的建构意义要远大于它作为情节展开基础和连贯全文的脉络的意义。

[1] 转引自李广仓,《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2] 邱江宁,《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叙事模式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5页。

[3] 邱江宁,《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叙事模式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19页。

[4]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7—258页。

[5] 王晶,《西方通俗小说:类型与价值》,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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