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干谒诗作为唐代诗歌中较为客观的客观存在，往往因其内容单调、语多乞怜而为人所轻。所自比的事物也大都为大鹏、天马,处处展现出一个傲岸不羁、志大才高的文人形象。
关键词：干谒诗，文人形象，尚武之风
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到鼎盛的时期，各种类型的诗歌都发展成熟。干谒诗作为唐代诗歌中较为客观的客观存在，往往因其内容单调、语多乞怜而为人所轻。但是，作为盛唐科举制度产物下的盛唐干谒诗，它反映出那个时代士人们特有的精神面貌，这主要就体现在诗中诗人对自我形象的刻画上。本文试从这一方面入手，着重研究了开元至天宝年间干谒诗中诗人对自我形象的刻画。
一、半儒半侠的文人形象：
玄宗开元元年，这位当时只有28岁的天子励精图治，重用人才。当时蒸蒸日上的帝国声势、唯才是举的荐士之风，使得当时士人对于仕进的热心是空前的。开元时期是一个赋予生命以理想色彩的时代，文人的思想行为大都带有鲜明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表现出强烈的个性意识。即使是在干谒的诗作中，也力求突出个体之不同，表现出对自我经世才能的自信，并以此作为雄厚的干谒资本，保持与权贵的平等人格，刻画出一个个既有纵横家气质又有儒家经世志向的人物形象，最突出的代表作家就是李白。
李白象开元前期许多士人一样积极入仕, 他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 有着强烈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但与传统儒者不同的是，李白实现理想的方式却是“常欲一鸣惊人, 一飞冲天”。李白凭借自己在蜀中时, 曾向梓州名士赵蕤学过“王霸之略”和“纵横之才”, 认为自己既具有王霸之奇术, 又具有纵横之口才, 所以在干谒权贵时，他更多追求的是双方之间的“遇”，而不是仅向一方的“求”。在李白这里, 干谒者与被干谒者只有地位的高低之分, 在文章上只是同声相求的关系。自己干谒对方是因为对方“知己”，从而在精神上达到了与王侯的平衡。
唐代干谒诗的格局常常是前面大段的恭维对方, 后面夸耀自己的才能并感叹自己的沦落。最与众不同的特点就在于李白在夸耀自己的时候自比甚高，他干谒诗中经常出现的人物都是古之圣贤人, 如管仲、乐毅、鲁仲连等； 所自比的事物也大都为大鹏、天马, 处处展现出一个傲岸不羁、志大才高的文人形象。
开元时期干谒诗中像李白这样充满鲜明个性的诗人形象还有很多，他们或自信“不应百尺松，空老钟山霭”；或乐观“且长凌风翮，乘春自有期”；或平静“坐观垂钓者，空有羡鱼情”，或洒脱“少年不得志，走马游新市”，充分流露出对自身才能的一种肯定。
二、困守儒业的文人形象：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之初，政治清明，但到天宝年间，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他开始自溺其志，委政于李林甫、杨国忠等奸佞之人，一味纵情享乐。国事日非，朝政腐败，让安禄山有机可乘，最终导致了天宝十四载的安史之乱。
生活在天宝时期的文人们，虽然身处太平盛世，但面对当时权臣当道、世风日下的黑暗现实，他们要么发出 “高山徒仰止，不得日攀跻”的叹息，要么表达“圣主好文谁为荐，闭门空赋子虚成”的失望。在这一阶段的诗文中，自信和乐观减少了，更多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悲观、忧思的文人形象，尤以杜甫为代表。
杜甫出身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官僚家庭，他是晋代名将杜预的第十三代孙，祖父杜审言是唐初的著名诗人。他的祖先自杜预以来，就是“奉儒守官，未坠素业”。作为这个家庭的子孙，杜甫理所当然地走上了入仕求官的道路。天宝六年(746 年) ,杜甫入京求官,指望“金榜题名”，却名落孙山。接下来困守长安十年期间，为功名欲望所驱使, 也为饥寒生活所逼迫, 他遍谒王侯，如京北尹鲜于仲通、武部尚书韦见素等, 甚至还包括专权乱政、臭名昭著的杨国忠。杜甫的干谒活动虽然相较同期的一些诗人在时间段上并不是很长, 但是对干谒形象的描写却最为传神：“朝扣富儿门, 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 到处潜悲辛”，刻画出一个卑微而渺小的诗人形象。
三、投笔从戎的文人形象：
文治和武功，是历代治国的两种基本手段。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基本上靠武力开国，但统治时期国内盛行尚武精神的，首推盛唐。唐帝国在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打破了文人只有通过科举才能走上仕途的格局，给他们开辟了一条封侯的捷径。开元时期, 从张嘉贞开始,“王睃、张说、萧嵩、杜暹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 于是朝廷内外很快就形成了以征战为荣的风气，再加上开天时期设立方镇的举措，更加激发了文人的从军热情。当时各镇主帅设立幕府, 聘请各种官员为辅佐。文人一入幕府, 不仅有了谋生的职业, 而且还可以通过主帅的推荐而为朝官, 如封常清先为高仙芝幕府,后被提拔为安西四镇节度使, 自然成为从军者的榜样。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某些文人在仕途不顺时，就把目光投向了边塞，写下了不少求为幕职的干谒诗。
在这一类的干谒诗中，描写战争、边地风光的诗句增多了，夸赞对方战功、武略的诗句增多了，而在诗人自我形象上的刻画上，也表现为对“白首穷经”儒者生涯的抛弃和对充满“黄沙大漠”征战生活的追求。如高适的《信安王幕府诗》，他在篇末写道：“云霄不可望，空欲仰神仙”。在诗人的眼中，所谓的“神仙”不再是“优游白虎殿，偃息青琐闱” 的宠臣近侍，也不再是“九重初起草，五夜即成篇” 的文人雅士，而是“倚弓玄兔月，饮马白狼川”的富有文采武略的幕士形象，诗人心中对自我形象的定位，也就不言自明了。
在当时尚武风气的推动下，盛唐开、天诗人在表达投笔从戎的愿望时，或表现对建功立业的向往“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老死阡陌间，何因扬清芬”；或抒发对既往生涯的后悔 “十年守章句，万里空寥落…..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或展现意气风发的豪情“阶下貔虎士，幕中鹓鹭行。今我忽登临，顾恩不望乡”；或流露有志难申的痛苦“大将何英灵，官军动天地…..款段苦不前，青冥信难致”。种种情态，不一而足。
综上所述，开元、天宝时期的诗人在干谒诗中展现的自我形象是多种多样的，这一方面是由于门第出身的不同、诗人个性的差异而形成的，另一方面，也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有一定的联系。总体来说，开元、天宝时期的诗人自我形象还是比较乐观的，在经历一阶段的消沉后，对于未来，他们还是抱有信心的：“终当拂羽翰，轻举随鸿鹄”。
[1]中华书局，《全唐诗》.1999年版
[2]陈尚君辑注，《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
[3]傅璇宗著，《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4]戴维华著，《唐代幕府与文学》.现代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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