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吊死无辜的黑猫，仅仅因为被剜下一只眼后似乎不再亲近主人，这样的行为使读者感到“我”的残忍，接着“我”又为自己的行为进行理智的分析，我们无法否认，上面振振有词的读解的确有理。但疯狂的举动与激烈的自我谴责再加上理性的读解，使叙述者不断游离在理性与疯狂之间，邪念一再占了上风，本我一再超越自我的控制，叙述者精神上的反常自然使得叙述的可靠性打了折扣。当房子被烧掉时，读者自然会联想某种超自然力对“我”的暴行作出惩罚。但“我”作为一个理性而且爱分析的人，否认了这种联系。并为墙壁上出现的套着绞索的黑猫图像找到了合理的读解——火警响时有人把吊死的猫扔进“我”房间打算唤醒“我”，这里的读解已经无法保证它的可靠性。比如，为什么黑猫的映在墙上的图像会如此巨大？是不是在“我”疯狂的头脑里得到了放大？可以说，此时读者可能会试图用另一种读解来填补叙述者并不确定的事件空白，也可能会得出与“我”不同的结论。作者通过叙述者的不足读解来引发读者对怪异现象的疑惧，制造着恐怖悬念和神秘气氛，
不久，为了填补失去普路托的懊悔，“我”抱回家一只酷似普路托的黑猫，唯一区别于普路托的是胸前有一片白斑。“我”虽然开始对它还算友好,但很快就厌恶它，这竟然源于猫对“我”的亲近。而且“我”发现黑猫的那片白斑形成了一个绞刑架的形状，这令我感到很恐惧。随着叙述者报道的可靠性的减弱，绞刑架的真实度也受到怀疑，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一切仅仅是发生在“我”的大脑里。
当“我”对黑猫忍无可忍后，“我”的本我完全被释放出来，丝毫不再受到自我的限制。终于,有一天“我”恼怒至极举斧去砍它,妻子上前阻拦,“我”在盛怒之下砍死了自己的妻子, “我”的罪恶不断升级，也不再自我反省，甚至杀死了完全无辜的妻子后，“我”似乎连害怕的时间都没有，就开始筹划如何瞒天过海，毁尸灭迹。在想好把尸体砌入墙中后，“我”还得意洋洋地暗自夸奖了自己。黑猫这时也已不见踪影。“我”因为黑猫的消失而酣睡了一夜。
在“我”杀死妻子后，已经没有了故事开始时反复出现的自我谴责，“我”只是因为黑猫的消失而开心，丝毫没有不安。读者眼中的叙述者已毫无理智可言，所以“我”会自信满满地迎接警察检查时，甚至主动将警察引向埋着妻子尸体的墙，“我”最后认为诱使自己犯罪的罪魁祸首就是那只黑猫，叙述者的读解是不能令读者信服的，却用他的读解影响着读者。因为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形成的是一个互动的系统，“我们对其中每一个因素的注意是怎样既影响了另外两种因素,同时又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的”。（费伦 2002：24）故事前面曾提到过“我”妻子认为所有黑猫都是巫婆变的，在叙述时，“我”特别强调了提到它只是因为想起顺便提一下，这种背离常规叙事的态度反倒容易使人印象深刻。把妻子所相信的民间传说加上“猫有九条命”的民间传说，不由使读者相信坡着意选择“黑猫”来代表人心中的魔鬼。叙述者正是受了魔鬼的诱使，酿下了恶果。
总之，《黑猫》这篇小说运用感染力极强的语言，对叙述的可靠性上的调节等技巧，使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了一个互动系统。作者对叙述者视角及眼光的选择、对叙述者对事件的报道、读解及伦理评价等的不断调节促成了整篇小说的成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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