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叙事技巧是坡作品中不可忽略的写作技巧，是坡与读者进行思想情感交流的方式，本文旨在用修辞性叙事理论探讨《黑猫》叙事技巧对于预想效果的贡献，分析作者如何对叙述者视角及眼光的选择、对叙述者对事件的报道、读解及伦理评价等进行不断调节，使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了一个互动系统。
关键词：修辞性叙事学叙述者的功能，视角可靠性
埃德加·爱伦·坡被誉为美国19世纪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得到了广泛认可。他的小说探寻了人类心理和情感最隐秘的角落，常常将恐怖与美丽、理智与疯狂奇特的结合在一起，以极具感染力的语言，描写着一个个怪异事件与恐怖场面。“技巧娴熟的文学艺术家构筑故事……要精心设计某种独特的、不同寻常的效果,然后再构思情节事件,把这些情节巧妙地组合起来,使它们能够最好地实现他预先设定的效果……在整个故事的创作中,不应该有一个字不直接或间接地与预先建立的模式契合。”（刘象愚1999：631）由此，坡是一位讲求小说技巧，并有意识的去积极探寻艺术规律，试图把握作品预期效果，以触及读者心灵的文本效应为文学创作的主旨，提升了读者在文本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叙事技巧也是坡作品中不可忽略的写作技巧，是坡与读者进行思想情感交流的方式，本文旨在用修辞性叙事理论试图揭开坡在小说《黑猫》中的叙事技巧，探讨这些技巧对于预想效果的贡献。
修辞性叙事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较快的跨学科派别，始于20世纪4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克莱恩有关叙事的“修辞诗学”。与传统结构主义叙事学不同的，它将研究“叙事是什么”的叙事学研究成果用于修辞性地探讨“叙事如何操作”，这样，叙事不仅再现事件，其本身也是一个事件：在这个叙事行动中，某人通过再现事件来做某事，叙事被定义为“某人在某个场合为某个目的向某个人讲述发生了某事”。（申丹 2006：223）修辞性叙事学更加关注作者通过叙述者或人物与读者交流的种种技巧，影响控制读者的种种手段。本文将就修辞性叙事学的有关叙述者的可靠性等问题对《黑猫》进行分析。
《黑猫》是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开篇的，一篇小说的完成，不可能没有作者的介入，而作者常常隐蔽在作品的人物事件和话语形式后面,渗透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坡选择了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述方式，使叙述者与故事的距离较近,更能给读者一种真实感。且为了更深刻地解剖“我”这个人物的心理，采用第一人称最为直接。而采用回顾性方式叙述，是因为“当被叙述事件过程在文本中呈现为先前事件,在观察之前已经完成,我们面对的显然就是叙事回顾,即对早先已然事情的重构,把早先的状态和事件组合成具有统一结构和意义的总体。”（赫尔曼 2002）回顾性叙述使“我”可以任意调整与故事的距离，时而抽身事外，给予分析评论，为主观的叙述添加上看起来比较客观的总结。
叙述者作为“隐含作者所创造的因素中的一种。”(Booth 1983：73)，担负着文本、作者与读者交流的重要功能，关于叙述者的功能，修辞性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家费伦提出，叙述者完成三个主要功能：报道人物和事件；读解人物和事件；从伦理上评价这些报道和读解。对这些报道、读解和评价，作者可以表示赞同，也可以背离。赞同则表示可靠叙述，背离则为不可靠叙述；同时，叙述者的不可靠既可体现为完全扭曲，也可体现为不完整。这样就有六种不可靠：错误报道/不完整报道；错误读解/不完整读解；错误评价/不完整评价。（费伦 2008：40）可见，叙述可靠性是读者建构文本意图，与作者交流的重要考量。
在《黑猫》开篇，叙述者强调自己所要叙述的故事“极其荒唐，而又极其平凡，我并不企求各位相信，就连我的心里都不相信这些亲身经历的事，若是指望人家相信，岂不是发疯了吗？”。(陈良廷2003) 使读者在迫切想了解故事的同时，对叙述报道事件的可靠性基本不会怀疑，首先，叙述者一再强调不企求读者能相信这离奇的故事，以退为进，反倒激起读者的好奇心与对其真实度的信任；其次，叙述者称“不过就算明天我就死到临头了，也要趁今天把这事说出来好让灵魂安生。”(陈良廷 2003)报道事件的可靠性得到进一步加强。
故事由对“我”的性格描写真正开始，叙述者建立了一个善良温顺、特别热爱小动物的“我”的形象。但随着故事的发展，“我”在酗酒中变得脾气暴躁，开始虐待起妻子和家养黑猫普路托，甚至因为手上被轻轻咬了一口就剜掉了黑猫的一只眼。善良的“我”的形象开始坍塌，但还不失可靠，因为“我”毫不避讳自己犯下“暴行”的过程，正是这种毫无掩饰的描述，将“我”内心的邪恶完全暴露在读者的评判之下，加强了报道的可信度。另一方面，“我”在叙述过程中将自己追忆往事评论也加了进去。在剜下普路托一只眼后，文中写道：“I blush, I burn, I shudder, while I pen the damnable atrocity.”（写到这幕该死的暴行，我不禁面红耳赤，不寒而栗。）(陈良廷 2003) 我们注意到这句在过去时为常规的叙述中用了现在时，实际上是叙述者追忆往事时加上的对当时行为的伦理评论。
叙述者在用第一人称视角回顾往事时，往往会采用两种叙述眼光的交替。（申丹 2004：238）一种为叙述者“我”（叙述自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经验自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黑猫》里的叙述者也不例外，基本以经验自我的眼光去叙述，但偶尔也会用叙述自我的眼光发表自己现在对往事的感受。由此，这是叙述者回顾往事的眼光。在“我”讲述故事时，痛斥了自己的邪恶，并且经验自我也在犯下这个错后“悔惧莫及”，展现出的“我”是一个神智清楚、逻辑清晰、却无法抵制住酗酒后的冲动与邪念的人。
随着对黑猫的莫名厌恶之情加剧，“我”杀死了普路托，与前一罪行一样的，“我”认识到了自身精神的堕落，却无法阻止这种堕落。并且还有自己一番理由充分的解释。“关于这种邪念，哲学上并没有重视。不过我深信不疑，这种邪念是人心本能的一股冲动，是一种微乎其微的原始功能，或者说是情绪，人类性格就由它来决定。谁没有在无意中多次干下坏事或蠢事呢？而且这样干时无缘无故，心里明知干不得而偏要干。哪怕我们明知这样干犯法，我们不是还会无视自己看到的后果，有股拼命想去以身试法的邪念吗？”(陈良廷 2003)这一番话是叙述者对自己行为的读解，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里作者是借用叙述者声音在传达自己的见解。弗洛伊德认为,作家和艺术家从事创作是为了满足长期受压抑的欲望,通过文艺创作得到感情的释放,许多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可以借助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得以实现,因此文艺本质上是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一种“升华”,“经过升华作用,受压抑的力比多可以通过社会道德允许的途径得到满足。”（朱立元1997：63）坡处在19世纪清教主义气氛浓厚的新英格兰，在倡导为自己罪恶忏悔的氛围中，只有借助人物语言对人性的邪念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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