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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注“慎终”引《檀弓》“曾子曰：丧三日而殡……勿之有悔焉耳矣。”
而《四部丛刊》影宋本《纂图互注礼记》卷四《礼记·檀弓》、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礼记·檀弓》、中华书局编辑部《汉魏古注十三经》《礼记·檀弓》、吴树平等校点《十三经》《礼记·檀弓》均作：“子思曰：丧三日而殡……勿之有悔焉耳矣。”
按：语出者不同，一言曾子一言子思。
⑵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正义》注“有子”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若，少孔子三十三岁。”而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作“有若，少孔子四十三岁。”杨朝明注《孔子家语》、据扫叶山房1919年石印本影印1984年版《百子全书·孔子家语》：“有若，少孔子三十六岁。”
按：有子年龄说者不一。
⑶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正义》注“时”引《史记·孔子世家》：“言孔子当定公五年已修诗书礼乐，即谓此也。”而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二十五史·史记·孔子世家》：“定公立五年……退而修诗书礼乐……莫不受业焉。”
按：已修与修含义不同。
以上三种引文情况的出现，大致分以下几种原因：首先，断引是只撮大要，减少繁琐的引文而注关键字词而作；其次，刘氏所据各本与今流传本不同，其后亡佚，今不可见；最后，刘氏在称引时未必拥有此书，仅靠记忆也会出错。
3、《学而篇》的引书特点及其贡献
刘宝楠《正义》的征引广博、缜密分析、辨析同异的注释总被人称道，其涉及面之广、分析之透彻，堪为注释《论语》者之经典，以《学而篇》为例，全篇约两万一千六百字，其中涉及引入各家注解者约占一万八千三百字，即刘宝楠的话语共有三千三百字，此仅有的三千余字刘氏称引他者又有两千四百多字，可见引书在此篇占有很大的比重。
3.1、备引众说
《学而篇》注释特点是言必有据（证据既有文献，又有实物，如金石碑刻），且不以孤证为据，常常详列前人几种不同的说法，进行分析比较后采纳较合理的解释。如对古代典章制度的注释，此学向来颇为难治，但刘宝楠以深厚的学养，广博的知识，严密的考证，解答前人遗留的难题。如：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
何谓“千乘之国”？何晏《论语集解》引马融之说，认为“千乘之国”，“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又引包咸之说，“千乘之国者，百里之国也。”
马融依据《周礼》，包咸依据《王制》、《孟子》，《集解》无法决断，“故两存焉”。由于《集解》之注，“包、马异说，皇、邢疏如文释之，无所折衷，后人解此，乃多轇轕。从马氏，则以千乘非百里所容；从包氏，则以《周礼》为不可信。纷纷诘难，未定一是。”成为一大难点。
其实，这里有一个时代的区别。春秋初期，大国有千辆兵车，但随着兼并、战争扩展速度的加快，到孔子之时，“千乘之国”已不是大国了。刘氏《正义·学而篇》征引了大量的先秦古籍及金鹗《求古录》中“最明最详”的考证，证明了“包氏之说，可无疑矣”，解决了何晏留下来的疑难问题。
3.2、注重内证
孔子的思想，体大思精，一部《论语》，言约而义丰，各家注解不一，致使读者不知该从何解。刘氏引本经以注经的注释特点颇为巧妙的解决这一难题，如：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学而》）
何谓“固”？《正义》引郑玄注指出，“固，谓不达于理也”，但“不达于理”未免抽象，又引《论语》中孔子的话加以解释。《阳货》载孔子谓子路，人有“六蔽”，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弊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引孔子这段话作注，读者可以具体理解“学则不固”的含义，“是言不学之蔽，而可知人之成德达材必皆由学矣”。
3.3、独抒新意
刘氏《正义》不仅广征博引，搜罗甚备，而且时有新见，并不拘泥于前人之说。创立新解，亦是该篇一大特色。刘氏的独到见解，在书中随处可见。如：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
《正义》在注释了字、词、句后，刘氏加按语说：“有子此章之旨，所以发明夫子中庸之义也。《说文》：庸，用也，凡一所可常用，故庸又训常。郑君《中庸目录》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周官·大司农》言六德：中和祗庸孝友，言中和又言庸，夫子本之，故言中庸之德；子思本之，乃做《中庸》。而有子於此章以明言之，真谓以礼节之者，礼贵得中，知所节，则知所中。《中庸》云：和而不流，强哉矫……故礼篇载之。”
引用大量典籍疏解后，点明《有子》此章为发明《中庸》之义者，刘氏实为第一人。自何晏而下，以至朱熹，无有及于此者。朱子《论语集注》曾稍及于此，其语云：“愚谓严而泰，和而节，此理之自然，礼之全体也，毫厘有差，则失其中正，而各倚于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