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见，他也发现了一种物我交融的境界。他还认为，只有直觉才能认识真理，才能欣赏和创造美，而艺术只是对真实更为直接的观照。意象派的主创休姆和庞德都是直觉主义哲学的信奉者和研究者，他们接受了柏格森的基本思想。1911年，休姆在意大利波隆参加了一个哲学讨论会，会上柏格森探讨了“意象”问题，之后，庞德又听了休姆关于柏格森的演讲。因此，他们有了一个公式：艺术=直觉=意象，强调意象即诗本体，即艺术本身，把对意象的强调推向极端。
其次，由重“神”到重“形”的变异。
在营造单个意象时，中国古代诗歌是讲求“神似”而不重“形似'的。其意象多是“略形貌而取神骨”，常用拟人、通感、变形、夸张等手法强调其“神似”，常是“莫可楷模，出于意表”的，因而多数较为含糊、宽泛，不做过多修饰和限制。
而意象派不然。他们注重写“形”，强调意象的形似，要求“精确”“清晰”“硬朗'，即对“事物”做“直接处理”，排斥形象描绘程序和理念的影响。因此，诗中意象很鲜明却少情态。
这种变异的发生是因为东西方审美心理不同。
东方美学传统主张文艺创作重在写意，意决定着意象的变化和运用，而意又是隐于意象之中的，正如石涛所讲“夫画者，从于心也，'庄子的“舍象求意”，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讲的就是这种审美观，可以说中国诗是种“内向型”艺术。
而西方则有着重写形的传统。古希腊时代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摹仿说'。他是欧洲美学思想奠基人，对欧洲美学思想影响非常巨大。他认为艺术源于对现实的摹仿(当然其摹仿不仅指外形，更重要的是其蕴含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因此，西方的意象必然会强调描写的形似，力求外貌逼真。虽也关注内涵，但往往显得外露和直浅，透过形给人以直接的心理感触，因而可以说该派的意象艺术是一“外向型”的。
最后，在语言形式上由“和”到“离”的变异。
中国古代诗歌运用意象结构手法进行创作时，在语言形式上追求整齐和谐，追求节奏性和灵活性。而西方意象派诗运用意象手法后，在语言形式上略嫌支离单调。
这是东西方语言差异造成的。
中国语言有其独特之处。首先，单音词多，多义词多，因而表意丰富，次要成分省略对表意无大损伤。同时，汉语语法少有形态、时态、语态的变化，少有时、数、性、格的限制，因此意象表现的时空和语法关系非常灵活，表意弹性较大。另外，至唐，格律诗发展成熟，字数、对仗要求严格，为此，诗人们常有意省略句子成分、倒装、互文见义，以求得更好的表达效果。西方语言受限较多，和中国相比，语法要求颇为繁琐。想完全摆脱这些束缚是难以做到的，硬性去做，便常常显得语句支离，甚至导致以辞害意的后果。意象派诗人们想用自己的语言创作完全中国式的诗，必然会受到牵制，表达效果的差异也就成为必然，尽管他们已做了最大的努力。
综上所述，意象派和中国诗关系密切，二者有同有异。一方面，在文学理论上，二者的主张具有近似性，表现出文学创作形象思维的共通性。另一方面，在创作实践中，此派诗人在创作中，二者有着显著的不同，表现出东西方较大的的文化差异。
参考文献
1 裘小龙 .意象派诗选导论[M].广西:漓江出版社,1986.17.
2 伍蠡甫.西方文论选[M].上海: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83. 3/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