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3年3月，贾平凹回答西德汉学家魏侃时还说：“有一个原因，就是西北，特别陕西一带有浓郁的民俗民情民风，这一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传统的东西在这里有很深的积淀。”可见，把民情民俗作为创作对象予以关怀，从而精心构筑自己的文学世界，表现独立的根情和中国的气派，已成为贾平凹自觉的创作追求。透过那一篇篇陕北、陕南、关中风情类散文，贾平凹将这片先秦大地上厚重的“文化遗迹”，演绎成充满无限浓郁的自然之光和“民族的味”。
这是“返朴归真”，但又不是老庄式的“绝智弃圣”，是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现代人的自然的复归。诚然，贾平凹已从“一棵小桃树”的梦想蜕变为一个“沉思的老树的精灵”，他似乎已真正挣脱都市的牢笼，让自己那颗“文心”彻底地被乡野镀亮了。于是，他要真正地“返朴归真”，要在自己的散文世界中，“放诞一切，自在而为”，全然不想遮蔽自我。他道乎“自然”，“粗野”地以“丑”写“丑”，率直地表露自己对“衣冠社会”的憎，并以此反衬出他做人的“山地人”本色。可以说，“真”与“朴”，这便是贾平凹所追求的“理想人”的境界，也是“乡村情结”里贾平凹的艺术创作灵泉，他对“乡村”的留恋，其实是一种美好的人生怀想，一种缱绻而高远的前瞻。
三、“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贾平凹以自己独到的心灵，感觉到中国文学艺术传统的生命力量；他试图在一条中国式的现代文学路子，这就是“重精神、重情感、重整体、重气韵，具体而单一，抽象而丰富”，“以中国传统的美的表现方法，真实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为了充分揭示历史文化——心理结构，贾平凹非常重视民风民俗的描写与发展，以便突击探其深层的历史文化——心理结构。
“商州三录”中，作者对这块南北交汇山地的民风，民俗、民情以及山水，历史文化遗迹等进行了系列性描述，而且在对商州历史文化传统的揭示中，将地域的历史、文化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使商州这块特殊的精神故乡具有了某种整体内涵。换言之，就是透过商州的历史文化，窥视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内蕴。
由于长期以来贾平凹都浸润在民间的氛围，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对“民间”潜在认同，尤其是对那些淳朴自然的“民间文化”有着较为全面的了解和透视，同时拓展着人们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省思视野。他表面上在“赞乡村”，绘“山石、明月”的形象，其实是要以智者的眼光去省思文化，要通过对“民间”的关切，去考察民间大众的生存状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自上而下的省思。所以，贾平凹对民风民俗民情的关注是其深刻的意图的。
在曾经给整个“新时期”散文创作带来极大的震动的“商州三录”中，贾平凹以古老的商州为审视点，以繁衍于其中的人们为解剖对象，写商州的历史沿革，礼赞商洛山川的民风民情，用自己独有的“平民意识”，沈从文式地张扬着那未被畸形现代文明侵蚀与异化的道德人伦。《黑龙口》、《桃冲》、《棣花》、《小白菜》、《周武寨》……贾平凹透过这些对传统士大夫们所漠视的“民间文化”，肯定了社会底层民众的精神情感及其质朴的人生观，也不时操戈怒刺风俗中的陈腐陋习。可见，贾是在通过文学形式对“民间文化”所作的“关怀”，不是在盲目地认同与无端地感伤与怀恋，他是在以一个现代文化人的眼光去审视乡的一切，用智者的眼光去省思文化。
例如，贾平凹对秦腔的热衷与迷狂就隐藏着鲜活的生命本真，他藉对这种秦人表达生命体验、宣泻生命能量的艺术的体验和感悟，显露着他的风情散文创作对民情风俗的深层探究。他说：“有了秦腔，生活就有乐趣，高兴了，唱快板”，揪心裂肠的唱腔表现了多样的有情有味的人生，美给了别人享受，美也熨平了自己心中愁苦的皱纹。
“旧的文化环境如灯笼中的烛，它照亮了灯笼纸上颜色和皱纹。”贾平凹像是借此表达对乡村民间文化的思考，批判性地怼视古旧的文化。其实，“旧”并非全然不可取，贾平凹的“真意”何尝不是也在批判这层被乡村“照亮”的“灯笼纸上颜色和皱纹”——即“城市文化”呢？
四、“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文学进入“新时期”时，贾平凹就开始通过散文来实践“散文当代性”的思考。90年代后，更以“大散文”的提法冲击着“小家碧玉”之情和“个人写作”之气，牵导着人们新的散文观念。贾平凹的立足点是“民间”，是充满灵气的自然群象，然而“他应用的都是最中国化的思维和语言，探察的都是很具有现代感的精神真相”，“他的作品内部的精神指向不但不传统，而且还深具现代意识。”可见，对贾平凹风情散文的解读还须看透隐含在他“民间立场”中的现代意识。研究者大都认为，贾平凹一直未停止过对西方现代文学艺术的借鉴与吸收，从悬挂在他写作“大堂”的古今中外文坛巨匠的画像中，既有苏东坡、沈从文，也有托尔斯泰、川端康成。我们不能停留在“中国气派”、“东方的味”等言说中，给贾氏的创作定立一个先在的评说立场和品读标准。
我认为，贾平凹一直努力着将中国乡间的山石明月，民情风貌与世界汇合。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