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形式感与石器制造的内在关联
薛富兴认为,“形式美、形式感始终是人类审美意识的最现实起点,对先民来说如此,对今人来说依然如此”。如果说“形式美”侧重于客体的特征的话,那么,“形式感”则侧重于人对事物形式的把握能力或给无形事物赋予形式的能力。这种能力正是石器制造这一似乎简单而原始的活动的逻辑前提。
关于这一点,阿恩海姆(RudolfArnheim)所说的一段话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他说:
柯勒曾经证明,让一个类人猿把树上的一根枝条看成是一根他可以用来勾取笼子外的食物的棍棒,无论如何也不成功。究其根源,大概是因为在它的知觉中树枝同整个树是连为一体的,这是物理对象中固有的联系,又加上得到动物以往经验的加强,就必然会使它把树枝看成是它爬树活动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它看成一根可以当工具使用的棍棒。……把树上长的一根枝条看成是一件工具的知觉,与那种把它看作是树的一部分的知觉是绝然不同的。
需要说明的是,柯勒(WolfgangKohler)的实验并不是如阿恩海姆所说的那样“无论如何也不成功”,因为他曾经让一名叫苏丹的猩猩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行动。但是,阿恩海姆却揭示了一个工具制造的逻辑前提——必须将这根树枝“看作为”(seeas)与通常知觉中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需要一种和习惯的知觉不同的“看”,来“看”这一根树枝。用地道的格式塔心理学术语来说,就是要将这一根树枝看作是一个“部分”,这个“部分”才是“可能的手杖”,而树的“全体”则不是。而人和猩猩的区别就在于:
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更稳定的视觉上的整体,进行分解;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在同样客观的条件下,成年的人类要比猩猩更容易把视觉的整体分析出来。当人类需要“部分”的时候,会比猩猩更容易地发现它们。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被分解出来的或抽象出来的“部分”会成为一条“可能的手杖”?这是因为,一旦我们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视觉上的抽象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抽象中把握的这根树枝的“形状”或“形式”,是和“现实的手杖”在形状和形式上是一致的。正是这种对形式和形状的把握能力,是我们将不同的个体看作是同一类事物的基础。这种对不同物体的共同“形式”的把握能力,就是一种形式感。这种形式感,正是制造工具的一个逻辑前提。
如果说,将一根树枝看作“可能的手杖”,对猩猩是一种艰难的活动的话;那么,在一块光滑的砾石上,看出尖锐的“锋刃”,对第一个打制石器的人来说,也是同样的艰难。我们很难设想,一个饥寒交迫的类人猿,能完成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抽象活动,也即,在一块整体、浑圆的砾石上看出尖利的部分。要看出这个尖利来,至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需要;二是充裕的时间。只有在这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我们说石器是需要逼迫下的偶然产物才有意义。
李泽厚说:“形式美的出现,是以使用——制造工具从事生产的技术活动为前提。”同样,我们说“形式感”是使用——制造工具的逻辑前提,也未尝不可。这两个命题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前者是从客观的一面说的,后者是从主观的一面说的;前者是从历史本体论立论的,后者是从心理本体论立论的。
这里,我们当然还是处在一种哲学思辨的层次上来讨论石器制造的问题,那么,就让我们接下来考察一下石器制造的具体技术问题。
四选择石料:石器制造的基本技术条件之一
石器制造的第一个技术条件是,我们的祖先必须具备选料能力。并非所有石头都适合于制造石器。事实上,人类制造石器所选用的石料相当有限,因为石器原料的选择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关于此,裴文中提出了两点:
史前人类采用的石器材料,无论岩石(rocks)或矿物(minerals),要合于相当条件:(1)采取较易,且生产量较大者;(2)硬度大而有韧性(tenacity),质细腻均匀(homogeneous)而无劈裂面(cleavage)者。
第一个条件可以说是方便原则,纯粹是一种取决于地缘的偶然因素。第二个条件则是一种必然因素,因为这牵涉到了对石头本身的要求。前一个条件可以解释地区之间的差异,而后一个条件则解释了为什么在同一地区,人用这种石头而不用另外一种石头的原因。而正是这个用此不用彼的选择,表明石器制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没有一定前提的事情。我们的祖先必须首先在杂乱的石头堆里,辨认出这种石头来。这就需要一种“看”的能力。这个“看”,不是look,而是see。
事实上,如果让我们这些现代人去寻找满足第二个条件的石头,恐怕一时半会也找不出来。而对合适的石器质料的选择,并不是依靠物理学之类的系统知识,而是倚赖于薛富兴所说的“人类对各类外在现实对象物理感性形式(形、色、声等)的敏感、把握与运用”。这种敏感、把握和运用,给审美意识的出现提供了基础。
北京人的“珍贵石料”可以说明这一点。通过考察北京人,我们发现他们在选用到处都能找到的砾石以外,还拣取像水晶这样的石料。 3/5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