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作者之死》中巴特不仅不承认作者是作品意义的决定者,而且认为要想使文学科学化,就必须牺牲作者本人，因为“写作是对任何声音、任何起因的破坏。写作，就是使我们的主体在中销声匿迹的中性体、混合体和斜肌,就是使任何身份——从写作的躯体的身份开始——都会在中消失的黑白透视片”。
其实，巴特所谓的“作者之死”并不是抹杀作者的存在，而是对作者存在的权威性提出质疑，即对造就这种权威的社会意识形态提出质疑。“作者之死”代表的是在强大的语言学理论面前，传统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本质与权威分崩离析的命运。“作者之死”消解了作者的权威和中心地位，其创作意图、思想观念、生活经历、形成作品的时代背景以及社会心态等都不再成为阅读的焦点，读者不再是被动消极地接受作者设定的内容和意义，他成了作品的主人以及自己阅读活动的主宰，按照自己的方式对作品进行阅读、解释或者批评，获得对他来说属于这部作品的意义。在整个阅读过程中，作者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这么写都显得无关紧要，作者的阐释只是阅读体验受欢迎的构成成分之一。对作品的阅读成为一种游戏，这是一次阅读的革命，也有人称其为“读者的新生”，这也正是罗兰·巴特颠覆作者权威的目的所在——“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这里的“读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指自由的读者，对作者权威的否认实现了对阅读者的一种尊重，读者获得了阅读的自由。
“作者之死”的提出，是罗兰·巴特由结构主义转向解构主义的宣言。他以解构主义的反主体性主张，颠覆了作者的主宰地位，彻底解构了以作者为中心的文本世界，意味着作者观的消解与重构，读者的地位得以弘扬，从而读者获得了独立的地位，文本也产生了多元化的意义，读者成为了新型的作者。
四、现代：读者之死
现代人提出的“读者之死”，主要是指具体读者的消失和视觉文化时代的“读者死了”。从表面上看来，“读者之死”的观点与尼采的“上帝死了”、福柯的“人死了”和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一脉相承，仿佛是合乎逻辑的推演，因为“死”都是这些词组中的核心词，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这一命题是前者的延伸，毕竟内在的联系比较明显。但我认为，“读者之死”这一带有中国大陆特色的观点其实与本世纪初国内学术界关于“文学终结论”、“文学理论终结论”那场论争有着紧密的关联。
世纪之初的“文学终结论”，使众多人参与了对文学的未来的思考。人们普遍认为，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文学之为文学，就在于它是以语言为媒介，是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因为语言能够给创作者与读者带来现代图像所难以带来的丰富的想象空间。语言文字是超越了一般媒介的一种媒介，它能够调动起作家与读者所有的生命体验，会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内心幻化成无数种图像，而不只是一种固定图像，这就超越了电视或电影等视觉艺术的图像模式。因为当代消费社会下的大众文化对“读者之死”这个文学场域的内在命题进行着外在的话语渗透和强化。它为标准虚无和不确定的意义场制定出一个虚拟的概念体系和话语分析边界，人为地导致了“读者之死”这一命题的类型化。
“读者之死”的观点也与当下不容乐观的阅读现状有着紧密的关联。刘朝谦教授曾对大学文学院的170名在校本科生做过一次专项调查，其中仅有1%的学生完整读过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只有5%的人完整读过其中之一部。部分学生接触中国四大名著是通过动画、电视、电影等图像叙事方式。而事实上，读者之死并非是指读者实体读者数量上的“锐减”或“消亡”，而是文学活动读者的话语权无限增值与消费文化意识形态共同铸造的理论事实。“读者之死”与“上帝之死”、“人之死”、“作者之死”构成总体性的话语符号链，意味着文学经典的平面化祛魅，以及读者阐释权无限扩张后出现的价值认同危机。同时，消费文化的审美意识形态又以“民主式”阅读表象浸透着市场规律的无形操控,从外部把个体审美体验摄入到体制化的虚拟同一性中。这就必然导致了读者这一文本意义的参与者和建构者在文学大生产下的整体失语。许多理论家也为此开出了“药方”,如马尔库塞的“大拒绝”，阿多诺的“否定主义美学”，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贝尔的“新宗教”，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巴赫金的“对话—整合”理论等,均试图挽回这一趋势。然而，对之进行逻辑陈述是一种努力，但如何在话语实践中真正拯救读者之为读者的合法性危机，还原文学阅读的厚重质感，依然待定。也许，拯救本身就是多余的。
五、结语
从尼采的“上帝之死”到福柯的“人之死”，再到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又到了现在的“读者之死”，下一个是谁之死呢？其实在尼采宣布“上帝之死”，即那个作为伦理主体的、设定了终极价值意义的道德形象的人之死时，就内在地决定了建立在其基础上“人之死”、“作者之死”以及“读者之死”了。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