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生的那封用黄书纸写的厚信封面上，写着的地址原是我在半年以前住过一个多月的上海乡下的一处地方。其后至松江，至苏州，至青岛，又回到上海，到无锡，到镇江，到扬州，直到阴历的八月尽头方在扬州乡下的那山寺里住下，打算静息一息之后，再作云游的计划的·····” [36]
那封象征着“我”与故乡小城之间联系的信件，就夹杂在如此密集的地域名称之中，小城对于“我”而言，不仅仅不像“家园”，反而更像驿站。“我”对小城固然有着“情、爱、恨、悯”，但理性的价值选择总要比感性的传统因袭来的更明确，就像离乡的必然性之于归乡的暂时性一样。 [37]
与归离间的价值选择直接相关的是，故乡小城远非是现代知识者空间意识中的全部，自我中心的“天下观”早已不再能够支撑以乡土为根基的文化自信和自负。离别小城即使改变不了“乡人”的身份（这是由出身所决定的），但这种身份对郁达夫以及一代知识者来说，也仅是一种生命的起点，而成为“国人”、“世界人”即使是并非明确的愿望，但已经是摆在面前的新的命运了。
三、尾声
最后，笔者想强调三点：1）就文本的实际而言，人物与小城的关系，疏离远大于留恋。郁达夫小说创作整体上所带有的强烈的文化矛盾的色彩，并非改变这一局部实际状态，追认某种理念的外力。此间，存在一个论述逻辑，由局部特征论证整体观念，还是由整体观念推演局部特征？2）“反小城”即反传统。郁达夫小城书写中“反小城”、反传统的一面二向性，与汪晖论述历史的“中间物”时所强调的鲁迅一代身上“与社会和自我进行悲剧性抗战”的特征是一致的——当然郁达夫身上的这种自我“抗战”的色彩较之鲁迅要浅淡很多，这另当别论。汪晖所谓“对传统存在某种‘留恋’”，是相对于“‘现代’的价值标准”而言，显然强调的是，前者之于后者，相当于非理性的传统因袭之于明确的理性的价值选择。[38] 作为历史的“中间物”的一代，郁达夫及知识者形象的主人公，“反小城”中的反传统的意味，显示出理性选择对于非理性传递的胜利，哪怕这种胜利是局部的，有限的。3）郁达夫小城书写中存在着两重的悖论和张力。一方面表其小说创作整体上，身份、认同的危机、文化处境——东方与西方、乡土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等等——的矛盾特征是鲜明的。另一方面，笔者以为更不可忽视的是，还存在一个文本内外的张力，即人和文之间的悖论。小城书写中的郁达夫是反传统的，并不直接意味着郁达夫其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光荣”现代倾斜：他的高雅如好山乐水，“低俗”如嫖娼押妓抽大烟的名仕乐趣；“九岁题诗惊四座”的旧诗情结和才气；前期婚姻中社会上“懦弱的受难者”与家庭内“凶恶的暴君” [39]双重面目；后期婚变中丧失为查尔莱夫人写赞语的现代气度，代之以酒后逢人便自称“乌龟”的传统苦恼 [40]（这种苦恼当然不仅仅来自传统观念，同时也有作为男人的普遍存在的自尊）?????凡此种种，皆可佐证着现实生活中的郁达夫更像个传统士子。何况，郁达夫的现代认同中，又有多少是伊藤虎丸所说的那种缺乏鲁迅式的对“异质”文化的惊诧感呢！[41]文内、文外的张力，对于复杂矛盾的郁达夫而言，不仅仅是对“文如其人”的古老说法质疑的附和，更是曹聚仁先生那种并非仅就郁达夫而言的非神化的态度。[42]
张斌男天津人1984年9月出生
南开大学文学院 文艺评论与创作专业 08级硕士
师从周作人研究专家张铁荣先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学评论、都市文化
[1] 熊家良．现代中国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9．
[2] 张英进（美）．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M]，秦立彦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93．张英进总结老舍小说中北京风景描写时指出了这种特征，在此借用张的这一个说法，描述郁达夫大城市书写中着重自然的特征。
[3]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下）[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522．
[4]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358．
[5]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下）[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523．
[6] 熊家良．现代中国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77．
[7] 哈耶克（英）．致命的自负[M]，冯克利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8．
[8]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360．
[9]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221．
[10]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358．
[11] 在这里二向性，笔者使用的是“怀旧式的伤感基调”的说法，而非“怀旧的伤感基调”，以避免将郁达夫小城书写中的伤感情绪，笼统地划归到对家园留恋、怀想的范围之内。在笔者看来，那种笼统的划分将模糊掉郁达夫小城书写中更为强烈的疏离感。
[12]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163．
[13]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191．
[14] 虽然随着东西方列强的殖民侵入，以及随之而来的外国资本的大量投入，和民族主义工业的发展，中国的新兴城市（以开阜城市为主义，如上海、天津、武汉等）不断涌现，传统城市（如北京、杭州等）现代化转型，但是单就人口规模而言，成规模、成气候的中国现代都市并不很多，至1936年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也不过6个。（参见：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340．）与广大乡土的地区和人口相比，可谓九牛一毛论文怎么写。
[15] 诸如此类说法可见郁达夫小说《烟影》、《青烟》、《寒风里》，以及其自传《悲剧的出生》。
[16]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139．
[17]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02．
[18]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07．
[19] 张雪莲．自我身份（认同）危机——两种文化中的孤独者和漫游者郁达夫[A]．见：李杭春 陈建新 陈力君，主编．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下册）[C]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497．
[20] 张雪莲．自我身份（认同）危机——两种文化中的孤独者和漫游者郁达夫[A]．见：李杭春 陈建新 陈力君，主编．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下册）[C]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499．
[21]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267．
[22]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163、170．
[23]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219．
[24]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357．
[25] 熊家良．现代中国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7．
[26]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271．
[27]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272．
[28] 张雪莲．自我身份（认同）危机——两种文化中的孤独者和漫游者郁达夫[A]．见：李杭春 陈建新 陈力君，主编．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下册）[C]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498
[29]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361．
[30]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下）[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544．
[31]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下）[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527．
[32]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220．
[33]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232．
[34]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美）．怀旧的未来[M]二向性，杨德友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4．
[35] 张英进（美）．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M]，秦立彦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36、P37．
[36]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下）[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527．
[37] 在郁达夫对于故乡、小城的态度的问题上，张雪莲读出了那种复杂性，她指出：“·····郁达夫对故乡，家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价值观的及其复杂的感情。这种复杂的感情还体现在，作品中也多次写道‘我’宁愿在大都市流浪，也不愿意回故乡去任职，大都市的流浪，是‘我’自己选择的现代生活之路，而故乡的职位是回归旧制度。”笔者以为，这种矛盾状态固然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之一，但需要强调的是：一，如本文论述的那样，郁达夫小说中流出的怀乡情绪远没有那么强烈；二来郁达夫作品中的怀乡与离乡，并非一对平衡的矛盾对立的情绪，而是明显地倾向于理性的价值选择，在这一点上，笔者同意张雪莲的观点。
[38] 王彬彬质疑汪晖“对鲁迅留恋传统文化的一面，是做了过分的解说的”（见：王彬彬. 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N]. 南方周末，2010-3-25（E23）.）,笔者对此也深感怀疑。除非他是一个对现代革命概念深信不疑的乐观主义者，相信在一个突变的节骨眼上，历史的车轮真的会滚滚向前，并以现代性的求新的姿态，荡尽陈旧与传统，并且绝不回头。或者，他是一个崇拜超人的英雄主义者，并坚信鲁迅，或者与鲁迅同质的现代知识者，是能将模糊的传统因袭清除殆尽的真正的超人，而全无世俗凡人的“优柔”本性。
[39]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222．
[40]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409、411．
[41] 伊藤虎丸在谈及鲁迅对作为异质性文化的西学有着一种“惊诧”感，认为他从西方文化中发现了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的观念，这也成为鲁迅反传统态度决绝的原因。与此同时二向性，伊藤将郁达夫和鲁迅作了简要的比较，认为郁达夫与鲁迅不同，他往往将异质文化作为同质的东西来接受，并“将其拉进自我的生活感情，产生‘同感’”，如他把德森等人的世界末文学中的颓废当成中国传统失落文人的牢骚。（参见：伊藤虎丸（日）．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M]，李冬木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85、144．）
[42] 在《也谈郁达夫》一文中，曹聚仁先生多次针砭郁达夫的世俗生活标准下的夸张的诗人性情，他甚至评价道，“诗人毕竟值不得什么”，“一位诗人，他住在历史上，是一个仙人；若是住在你的楼上，他便是个疯子。”（《我与我的世界》P409、412）似乎在他看来，普世的人的标准要高于诗人的身份，生活的态度要大于诗学的魅力。笔者以为，在曹聚仁先生那里，最能体现出一流学者的风度和高度的，便是这种拒绝神化作家的态度。评价一个作家，尤其像郁达夫这种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家，毕竟不能囚禁在文本之内，轻信“片面之词”，更不能一味仰视，奉若神明，而是要从事理出发走向学理，以普通人的标准，统观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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