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三国演义》的成书是广泛吸取民间传闻、说唱故事、戏曲题材以及史传内容的成果。在数百年的版本演变过程中，经过不同创作者的改订，其文体演变的轨迹清晰可循。从文体学的角度考察它成书过程出现的体式及其具体生成过程中主体精神结构的演变，将会促进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三国演义》的创作意蕴。
论文关键词：《三国演义》成书话本小说，章回体小说
引言
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文体”概念可包涵这几个层次：一是体裁与体制，[1]古人认为“文章以体制为先”，[2]“凡为古文辞者，必先识古人大体，而文辞工拙又其次焉”。[3]古人所说的“体制”，指每一种体裁都应有其特定的文体规范：“夫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4]二是语体与语式，指各种文体有其特定的语言特征与话语体系。曹丕《典论?论文》云：“夫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名诛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这里的“体”便是指不同文体的语言特征。三是风格与体貌，可分为文体风格、作家风格、时代风格等类别。陆机《文赋》云：“体有万殊，物无一量”，这个“体”便是不同的文体风格。在西方文论中，“文体”概念却有着与中国传统文论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古希腊的“文体”主要指文本的语体特征《三国演义》成书话本小说，西方现代文体学的文体概念与古希腊一脉相承，主要探讨作者在文本中表情达意的种种语言手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分析作者运用语言的特征。在西方文论中，与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体”相对应的是“文类”、“风格”概念。在中国现当代文论中，“文体”一词还具有与上述三义有别的“第四义”，指作品篇章体制、艺术结构、表现手法、语言运用等诸形式要素的综合体。它是与作品的题材、主题等内容要素相对应的文艺学概念，主要回答文本如何构成、内容怎样得以表现的问题。本文的“文体”概念基本采用现当代文论中的“形式诸要素综合体”之义。
《三国演义》的成书是广泛吸取民间传闻、说唱故事、戏曲题材以及史传内容的成果。在数百年的版本演变过程中，经过不同创作者的改订，其文体演变的轨迹清晰可循论文网站大全。从文体学的角度考察它成书过程出现的体式及其具体生成过程中主体精神结构的演变，将会促进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三国演义》的创作意蕴。
一、 脱胎于话本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在二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许多在篇章体制、结构布局、叙事方式、语言运用等方面各具特色的文体类型，总体上呈现出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四种文体类型之间虽有一定的传承性，但由于它们的渊源、历史发展过程不同，古人对各文体类型分别持有不同的文体观念和认识，四种文体类型本身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文体特性和发展演变轨迹。
话本小说出现于 “说话”技艺发展成熟、定型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相对固定的体制轨范在市井间流行，其话本才成为一种社会普遍接受的、定型的通俗文学读物样式，也就进一步成为一种书面文学文体形式。鲁迅先生曾经指出，宋元话本的出现“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宋代话本小说与长期以文言文为语言的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完全不同，它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将白话作为小说的语言进行创作，这是一个突出的进步。“说话”艺术高度成熟，它偏离了以“雅正”为旨归的诗文创作传统，内容倾向于世俗化。
《三国演义》成书在话本小说中的孕育。三国故事早就广为传诵，民间的心理积淀极为深厚。从唐代开始，三国故事就已经于民间流传。唐段成式《酉阳杂姐》、李商隐《骄儿诗》都曾提及三国故事，宋苏轼《志林》有民间讲说三国故事的记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云“霍四究，说《三分》”，罗烨《醉翁谈录》亦云“史书讲晋、宋、齐、梁。《三国志》诸葛亮雄才”，三国故事在宋代己经成了专业说书人的专门题材。
三国故事既然已经成为说书人的科目，叙述三国故事的话本小说《全相三国志平话》便应运而生。《全相三国志平话》是元至治年间新安虞氏的刊本，虽然“词不达意，粗具梗概而已”，但是它上图下文的格式表明，这本书并不是说话人口头说书的简单记录，而是专供市井百姓所传阅的书面读物。
二、成长于章回体小说
小说分“回”是章回小说发展到成熟时期的表征，小说研究者意识到回目的设置安排已成了章回体小说区别于其他小说体裁的标志之一。曼殊强调“凡著小说者《三国演义》成书话本小说，于作回目时，不宜草率。回目之工拙，于全书之价值，与读者之感情，最有关系。”[5]以“章回”冠名小说更是近百年以来约定俗成的说法。一部章回小说至少必须具备这么几个特征：篇幅较为长大，行文上有分回的表现，有能概括各叙事单元内容的回目；至少有一条贯串到底的情节主线，不管小说中人物、事件的数量几何，其情节是连贯统一的；语言通俗晓畅，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以书面语为主体，并非口头说书的文字记录，但又多少保留了口头说书的痕迹。元末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的问世宣告章回体小说的产生，明末清初“四大奇书”文人评点本的出现则标志着章回小说文体的成熟。
1. 向章回体小说转变
罗贯中在《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据正史、采小说”编撰而成《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结构体例受《全相三国志平话》影响非常深刻，《三国志通俗演义》分十卷二百四十则，每则有一小标题，如“虎牢关三战吕布”、“云长策马刺颜良”、“刘玄德三顾茅庐”等，回目的设置相对而言整齐统一，作者有意形成整体的形式美感，每个回目都是七言单句，能够较好地概括该节故事的内容。卷首有一首从“一从混浊分天地”叙至“万古流传三国志”的历代歌，各卷前均标明本卷叙事时间的起讫年限。开头无套语，少见后来章回小说常用的“却说”、“话说”之类引头语词，结尾多以简短的问句结束，较为随意，如“怎么取胜”、“性命如何”、“此人是谁”、“毕竟是谁”之类，这些特征都接近《全相三国志平话》。
蒋大器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撇开“士君子”鄙薄市井文学的偏见，确实道出了平话的根本缺陷。正是在惋惜《三国志平话》未将题材开掘好的心理支配下，罗贯中创作了《三国志演义》。
2. 文体上的改造
《三国志演义》对《全相三国志平话》的改造在文体上的表现主要有三点：
（1）扩大增饰《平话》中已有的故事情节，《平话》叙事简单，人物形象的刻画多为粗线条式的勾勒，对语言、动作、场面的描述不够细腻、深入，这些特点在《演义》中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描写细腻详尽《三国演义》成书话本小说，文采飞扬，故事情节曲折动人而人物形象也更加丰满。
（2）是语言由理俗趋向文雅。文人学士的审美趣味又决定了对“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的理俗口语，“士君子多厌之”，必然提升语言的文化品位，由原来的“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转变为“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小说的文人化得以加强。要实现历史的通俗化，“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小说语言自然不能过于深奥论文网站大全。
（3）删节了《平话》的一些故事，或嫌其情节繁琐，或嫌其与史无征，或嫌其不利于人物形象的刻画，增加了不少史实，如孙策大战太史慈、孔明遗计救刘琦等，以及奏折诏表等历史文献与诗词歌赋。减弱了民间野史传闻的色彩，加强了小说叙事的真实性，“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朝历史的通俗化叙述靠近。历史文献的大量引用，极大地增强了小说叙事的历史感与真实性，给《三国志通俗演义》带来了“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的赞誉。
康熙十八年，醉阱堂刊刻了毛伦、毛宗岗父子评点的《四大奇书第一种》，即后来坊间通行的《第一才子书三国志演义》。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的评改，彻底完成了《三国演义》的版本演变历程并最终确立了历史演义的文体规范。
随着章回小说文体形式的成熟定型，回目的功能也超越了单纯的概括故事情节，还要给读者带来赏心悦目的形式美感，如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三则回目“虎牢关三战吕布”、“云长策马刺颜良”、“刘玄德三顾茅庐”，在毛宗岗评本《三国演义》中己演变为“发矫诏诸镇应曹公，破关兵三英战吕布”、“屯土山关公约三事，救白马曹操解重围”、“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草庐”，形式己为七言联句，对仗工整，涵义丰富，比《三国志通俗演义》进步了许多。毛评本《三国演义》不但是《三国演义》诸多版本中最完善的章回体格式《三国演义》成书话本小说，而且是众多历史演义中文体最为成熟的。毛评本出“而一切旧本乃不复行”，成为《三国演义》在民间最通行的版本。
结语
《三国演义》的问世标志着章回小说文体的产生，完成了从作为口头讲唱文学的话本向作为案头之作的章回小说的蜕变，初步确立了章回小说文体的规范并成为后世小说模仿的对象。《三国演义》在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对明清小说的创作极具诱惑力，引发了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热潮。据江苏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组织编写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所载，现存（包括残存）的章回小说计938种，其中演义类现存完整的作品60余种。《三国演义》开辟了历史演义小说创作的新道路，为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注释]
[1]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M] 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一38页。
[2]倪思语.转引自(明)吴纳《文章辨体序说?诸孺总论作文法》[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页。
[3]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内篇五“古文十弊”，叶瑛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1页。
[4]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文体明辨序》，罗根泽校点[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77页。
[5].曼殊.《小说丛话》，参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小说理论资料》，第69页。
[参考文献]
1、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M] 北京:三联出版社，1994年。
2、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第二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3、孙逊.《明清小说论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4、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5、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6、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增订本)[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
7、胡适.《章回小说考证》[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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