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虚妄厮杀：文本实践环节的种种悖谬
“躯体”和“隐秘经验”是20世纪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借以对抗和摧毁男权话语的有力叙事策略，但这种策略存在两种倾向性：一方面，它构成对男性社会的权威话语，男性规范和男性渴望的女性形象的颠覆，另一方面，它却为男性社会提高了一道新奇的风景，极大满足了男性权威的欲望和期待，在新的时代环境里论文网，男性早已厌倦了他们自己造就的津津乐道与国家、社会、道德、理想的女性形象，女性身体最深处的秘密，女性的隐秘经验无疑成为他们的最新期待。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恰如其分地迎合了男性社会这种渴求，主动暴露身体，暴露隐私，将自己置于男性看者的视野，接受他们欲望化眼光的抚摸，力量，从而满足了他们的窥视欲望。女性借以反抗的有力武器，却原来只是男性社会慷慨赠与的道具，“身体写作”只是道色彩斑斓的景观，一场虚幻的游戏和一种“突围表演”，这与女性写作颠覆男权话语的初衷背道而弛，它不仅没有彻底摧毁男权文化，反而促成了男权主流文化在女性写作空间的实现。
与市场经济合作是女性个人化写作一次成功的尝试，但女性写作很快就迷失在市场经济的丛林，诚然，女性个人化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敏感地捕捉到了世纪末新鲜而富有刺激性的生活气息，并反映了商品经济腐蚀下城市新人类的生存状态，但女性写作在文本实践中过度迎合市场经济趣味不假思索地将商业化与时代感等同起来，使女性作品中商业气息浓郁，对各种欲望的顶礼膜拜，使女性写作不断浅表化，浮于表面，丧失了思想深度，自然不会有崇高美，这种女性写作建构独特性审美品格的努力最终付诸东流。
（三）迷失归途：终极价值意义的偏离
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在高举反抗男权话语旗帜时，表现出来了强裂的性别对抗色彩，表现在：一是拒绝与抛弃男性，池莉的《云破处》中的女主人公曾善美，自幼寄人篱下，长期忍着姨父与表弟的奸淫，结婚给她带来了希望，可偶然的机会发现丈夫居然是杀死自己亲生父母的凶手，在绝望之余，她杀死了他，杀死“丈夫”，意味着对男性的抛弃；二是颠覆的男性形象在大多数女性文本中，男性是以否定或反面形象出现的，他们往往是虚伪丑恶、懦弱、自私、无能的代名词，如《小姐,你早》中的王自力, 《上海宝贝》里的天天,在文本中,女性往往扮演了启蒙者、救世主等角色,而男性则仆从在女性脚下,成为被启蒙者与被拯救的对象,如《游行》中的伊克，女性作者这种性别二元对立话语在文本中的苦心经营，暴露出了偏激的女权倾向论文网，使得男女两性在20世纪９０年代写作中始终处于紧张对峙状态，两性和谐共处的愿望成为泡影。
面对两性之间沟通的艰难和两性和谐局面的无法实现，女性决然地返回到内心，在“自我城堡”中开始了自我的精神救赎。她们认为：真正的心灵自由，必然要通过与外界的完全隔绝来获得。她们主张个体与社会、与群体应自觉疏离。“我开始意识到我要维护我的孤独了，这意味着自由。和不相干的人过分亲密，只能使我感到和自己灵魂的疏远，无论在哪里孤独总令我感到充实”（阵染《角色累赘》）。女性试图通过绝对孤立的精神状态来建构起真正的自我，于是幽闭于一室、拉上窗帘、沉溺于冥想，几乎成了城堡中女性的惯有动作。但绝对的“自我”是不存在的，如果将自我隔离在社会与历史之外，完全幽闭于内心世界，那么内心世界就会迅速转生出一种内在的奴役力量，“自我城堡”又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牢笼，女性的所有反抗与挣扎都会在无力状态中消亡殆尽。阵染《无处告别》中那些在现实中失去了心理依托的女性都不知道“跟誰别，别什么？”，在“无物之阵”的恐慌中，更沉溺于追忆与“幻想”。女性封闭的自我精神救赎之路，一方面高扬了女性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却导致了女性肉身与灵魂的相互背叛，造成了女性自我人格的分裂。
总之，90年代女性写作，即没有营造出两性和谐共处的局面，也没有构筑起温馨的精神家园，90年代女性写作到最后只是一次无法找到归家之路的艰难旅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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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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