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以个人化姿态冲破历史文化厚重的岩层。浮出历史文化地表后的女性个人化写作不仅冲出了男性文化的遮蔽。
关键词：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个人化
在千百年的人类文明史上，女性始终徘徊在男权文化的边缘地带，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立话语体系来思索和探讨人生，只能借助男权文化的语言来表达和塑造自己。千百年来的女性，始终处于被书写、被界定的状态，她们不能掌控“自己的身体”，只能游离于真实的自我意识之外，只有彻底放弃女性自我的欲望，超然于自我身体之上，才会被社会文化认可，男权文化对女性的遮蔽和压迫由来已久。痛感于自身迷失和受压制的漫长历史，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导引下，女性写作以个人化姿态冲破历史文化厚重的岩层，浮出历史地表。她们自觉疏离了男权文化所热衷的宏大叙事，回归到女性自身隐蔽的经验领域，用躯体写作的方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浮出历史文化地表后的女性个人化写作不仅冲出了男性文化的遮蔽，打破了男权文化对女性形象的种种规范，而且确立了自我性别的写作意识，使在生活叙事中长期失落的女性性别特征第一次在文体中得到正位和复归论文网，并拓展了女性文化的想象空间。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在短期内迅速崛起和蓬勃发展，成为有史以来最令人瞩目的文学景观。
一
女性个人化写作在90年代的中国崛起是一种必然，有着多重背景和原因。一是五四以来的“新女性”文化和文学等的开拓之功。伴随着民主革命意识的觉醒，五四时期女性意识得以复苏，表达了与被压迫阶级男子同样的反叛封建伦理道德，反抗阶级压迫，追求人的权利的相同要求，这种反叛和觉醒的方式与西方妇女孤军作战，因各种社会压力而发生的女性自我意识的普遍觉醒有着极大的区别，它虽没脱尽男性的痕迹，不具备女性性别的独立意义，但女作家女性意识的觉醒、成熟，为女性个人化书写的兴起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新时期，国家政治的转机使女性精神解放获得了契机，在人的解放的思想启蒙下，女性几近泯灭的自我意识开始复苏，不少女作家在文本中表现出对男权文化观念的强烈反抗和女性独立人格的积极追求，这毫无疑问是女性写作的一种继承与推进。二是国内经济的转型催生了文化多元化生长。新时期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潮对文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打破了主流话语的一统天下，促成了文学中主流话语、精英话语、大众话语三足鼎立，“共享空间”的确认，这种多元并置的格局动摇了男性文化一直占据的主导话语地位，导致了他们“从中心到边缘”的撤离，这对千百年来习惯于中心位置的男性主体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失败。而对于女性作家而言，由于他们历来处于社会或话语的边缘，“位移”带给她们的“失落感”远不如男性精英强烈。相反，经济转型带来的意识活动，多元语境削弱了男性精英文化清规戒律的“导引”，女作家们获得到了空前自由地抒发自我和营造世界的机会和可能,经济与社会发展为女性个人化写作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三是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理论资源的引进和传播，无疑充当了催化剂的作用，弗古尼亚·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屋子》、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等早期的女性主义经典，仿佛一扇窗户，让一向耳目闭塞的中国读者见识了女性主义理论这朵异域奇葩，它不断给女作家以理论与创作的启迪，成为我国女性主义文学崛起的深度理论资源，9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躯体写作”理论直接催生了我国90年代女性躯体写作的热潮。
二
自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传入中国，到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写作蓬勃发展，虽然历史并不算长，但已突出地表现出自己鲜明的特色。
一是反抗男权。90年代以来，女性作家始终持守着否定意识，她们拒绝接受女性的传统定义，并对现存的文化提出质疑。在这种性别意识的觉醒中，女作家们率先将否定的对象指向宏大的叙事模式和话语论文网，并理所当然地把批判的目光投向了作为女性世界对立面的父权制社会体系及其相应的种种男权意象，在池莉、铁凝等女性作家的作品中，男性只是一种陪衬，只是为了赞美女性而存在，他们有时甚至显得那么软弱和可笑，而女性的强悍和凶恶也显示出挣扎中的扭曲。而以陈染、林白、徐坤等为代表的女作家，更注重挖掘遮蔽在人的解放旗帜下的女人的自我表现，开始用体现女人差别的创作方法来写作，通过女性经验的开掘来解构父权制的二元对立思维的她们以令人敬佩的自我解剖，自我撕裂的勇气将女性独特的生命经验凸现放大从个人化的角度楔入叙事，企图瓦解和摧毁经历前年的父权制文化，这种对男权的凛然进攻不仅表现在对男权社会和道德的否定和批判，更体现在她们对话语权的争夺中。徐坤在《狗日的足球》中对男性语言暴力提出了强烈的抗议，陈染的《破开》则明确地拒绝了被男性话语阐释，表面了争夺和捍卫女性话语权的姿态。
二是私人形式。90年代中国女性写作空前活跃并以其私人形式为重要标志，除了陈染、林白、海南等被称为新女性小说家的创作外，其他著名女性作家也发表了许多自传体或准自传体小说，如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张洁的《无字》等，这几代女作家以不同的方式和内容表达着真实的自我，并重新建构个人的历史，她们不仅打破了一统的世界观，而且打破了一统的女性角色模式，她们既具备多种性格和行为方式又为女性自我的角色设计提供了无限新的可能。
三是都市情结。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都市意识已冲破了地域的局限而渗透到广阔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大批女作家如张洁、王安忆、铁凝、方方、池莉、张欣、林白等都将注意点集中在都市小说的创作领域以女性的敏感和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从内视的角度，开始细心渺茫都市各色的心态，并从人物的内心世界透视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变迁。女作家们拥有一颗敏感而善解人意的心，这是她们与生俱来的素质，都市人的忙碌、苦恼、忧伤与快乐都是这些女性作家亲历并感受到的，置身其中又使她们能捕捉到细枝末节的变化，纷繁驳杂的世界不受情感约束地前进着、革新着，这使得当代都市的女性比男性更多一些失望与希望交织的情感，焦虑与忧郁混合的心态，茫然与伤感并行的思绪，这些都是当代都市女性的心理反映，同时也是现实生活在女性作家灵魂里的折射。女性作家的都市情结本身是女性创作题材的一次顺应社会的变迁，它是我国由封闭的农业生产型向现代都市型变革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情绪过渡，而其中表露出的女性的焦虑与困惑又是女性生命体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虽然在短时内迅速崛起和蓬勃发展，成为有史以来最令人瞩目的文学景观，但繁荣背后潜藏着危机，女性个人化写作存在着几个方面的缺陷：
（一）偏离方向：女权主义理论的错误
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传入直接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的繁荣，不过论文网，对女权主义理论无条件的仆从和不加选择地运用，使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自一开始就偏离了正轨，步履艰难。
“写自己，你的身体必须被听到”埃莱娜·西苏的主张已成为“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20世纪90年代女作家纷纷“向内”，在男性文化的世界里开掘“女性身体”开掘女性个人化最隐蔽的心理世界，以此来解构和颠覆男权文化，争取女性在文化上的自主权力，但女性作家的这种发掘是封闭的，她们的大胆发掘同时阻断了通向外部和内部的两条道路，为了同男性文化彻底决裂，为了使女性写作的意义和纯粹凸现出来，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写作拒绝关注外部世界，她们基本不谈公共问题，不谈工作与事业，不谈道德与精神，不谈社会与他人，不谈行而上，她们甚至无暇顾及女性自身现实的前途与命运、悲哀和欢乐，那些最为广大的农村妇女、下岗女工、打工妹以及其他穷苦女性的“私人生活”和她们内心的“战争被一一忽略和漠视，她们更多关注的只是自身问题与本能欲望。在拒绝与幽闭中，女性写作远离了人群，远离了社会，远离了女性共通命运的关注，阻隔了与外部连通的道路。在实现对外部的疏离后，女性写作开始走向内深潜，但由于封闭，女性越是“向内”，所受限制越大，写作的视阈越是狭窄，在诸如《一个人的战争》、《粮》、《与往事干杯》以及《上海宝贝》等作品中，我们见到的是“镜中的胴体”、“拉上窗帘的卧室”、“浴缸”、“厕所”及“焦虑、困惑、尖叫”等，而无法看见以最深沉的个人体验为基础来书写女性主体的成长历程，也无法领略坚实的思想内蕴与饱满的情感所散发出的文本芬芳。由此可见，女性写作的这种孤绝姿态，无疑是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错误解读。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