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晨报副刊》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逐步发展成为前期新月派的主要文学阵地。至徐志摩主编时期。
关键词：《晨报副刊》，前期新月派，徐志摩
《晨报副刊》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是1916年8月15日创刊的《晨报》的第七版，专载小说、诗歌、小品文、学术演讲录等的副刊。《晨报副刊》历任李大钊、孙伏园、刘勉己、丘景农、江绍原、瞿菊农、徐志摩等数位声名显赫的主编，在他们的主持下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色。至徐志摩主编时期，逐步发展成为前期新月派的主要文学阵地。影印本《晨报副刊》之《影印者说明》中称“一九二五年为徐志摩的‘新月派’所控制。”
新月派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重要的诗歌流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新月派始于1926年春，约至1927年。适值徐志摩在1925年10月至1926年10月担任北京《晨报副刊》主编。前期新月派以《晨报副刊》为中心，汇集了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一批诗人，他们不满“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在自由体新诗的时代主流之中振臂高呼，在“创格”的口号下旗帜鲜明的提出了系统的格律诗论，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探索，并发表了一批脍炙人口的诗歌佳作，在新诗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继而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派的活动随之转移到上海徐志摩，形成后期新月派。后期新月派主张面对内心世界，特别强调抒情诗的创造，是前期新月派的继承和发展。
因此，《晨报副刊》发展至徐志摩主编时期成为前期新月派文学阵地，则是把关人徐志摩的文学观念和报刊思想、新月派建立公共领域和纠正新诗白话流弊共同作用的历史必然。
一、徐志摩的文学观念和报刊思想的影响
徐志摩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的望族家庭，他的父亲徐申如是当地有名的银行家。殷实的家境为他幼时的家塾和学堂的学习提供了基础。1918年21岁的徐志摩远赴美国英国，分别在克拉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剑桥大学学习了银行学、政治学和哲学。海外的留学生活使他接受到资产阶级的贵族教育，塑造了徐志摩民主个人主义的思想。徐志摩的理想主义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使他一生都在追求充满 “爱、自由、美”的“诗化生活”。
徐志摩的内容和形式双美的文学观念和基于稿源粗劣而产生的“副刊殃”的报刊思想使他在接办《晨报副刊》后决心致力于改善诗坛现状论文格式。
1925年10月，徐志摩接办《晨报副刊》。他在10月5日发表的《“迎上前去”》一文中表明了自己办报的热情和信心，“我这决心做人，决心做一点认真的事业”，“但这来我决心做人的宣言却就把我放进了一个有关系，负责任的地位，我再不能张着眼睛做梦，从今起得把现实当现实看；我要来察看，我要来检查，我要来清除，我要来颠覆，我要来挑战，我要来破坏。”[1] 在此后的办报过程中，徐志摩认真践行了他在接办时做出的承诺。基于对刻意忽视格律这一诗歌形式的自由体新诗的不满，他以《晨报副刊》为阵地，为纠正新诗初创时期的种种不足而不断在诗歌格律方面进行探索。徐志摩将《晨报副刊》当成自己奏响文艺理论的号角，实现文学理想的战场。战争的一方是初期自由体的白话诗，他们以胡适、刘半农等为代表，以《新青年》、《新潮》等为文学阵地；而另一方就是以闻一多、徐志摩为核心的新月派。在这场文学战争中，新月派竖起摘要地位，他在《诗刊放假》一文中指出“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在它的内在音节的道理，我们才能领略到诗的真的趣味不论思想怎样热烈，你得拿来彻底的‘音乐化’那就是诗化，才能取得诗的认识。”他认为“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内含的音节的匀整与流动”，“音节的本身还得起源于真纯的‘诗感’。”而“一首诗的字句是本身的外形，音节是血脉，诗感或原动的诗意是心脏的跳动，有它才有血脉的流转”。[2]
徐志摩对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双方都要美的要求表现在报刊思想上反映为他的“副刊殃”的观点。“本来报纸这东西是跟着平民主义工商文明一套来的”[3]，“每天得出，不能不想法找材料；一等材料没有时只能用次等的徐志摩，次等材料没有时只能勉强用更次等的——结果是现在的出版界。在今天这‘发表热’真变成了恶疾；副刊真变成了张先生说的‘殃’”。[4]徐志摩眼中的“一等材料”标准是什么呢？它要具备形式与内容的严格结合与统一，应是可供示范的新诗，以借此确立新的艺术形式与美学原则，推动新诗走向“规范化”的道路。副刊作为文学传播的媒介，由于随报纸赠送，它的付梓出版需要有广泛的稿源，这样，副刊就成了以次充好的罪魁祸首，造成无秩序的混乱。基于这样的思想，1925年10月徐志摩在其负责的第一期《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我怎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一文中写到 “第一步逼死别家的副刊，第二步掐死自己的副刊，从此人类可永免副刊的灾殃”。[4]徐志摩的“副刊殃”的观点是在不讲格律的初期白话新诗盛行的前提下对诗坛现状的极端反驳，是徐志摩挑战与破旧思想的体现。徐志摩以其特有的历史责任感，与初期白话新诗进行正面交锋，声明要把副刊作为自己的“喇叭”，为前期新月派确立《晨报副刊》的文学阵地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新月社寻求公共领域的必然
早在1922年8月，徐志摩旅欧归国。归国后的徐志摩很怀念国外生活中的沙龙，因此他热衷于组织文艺沙龙式联络感情的聚餐会。1923年3月，徐志摩在北京组织成立了新月社，目的在于演戏，吟诗作画，偶有年会、灯会，主要成员有胡适、陈西莹、丁文江等。新月社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人。但是，徐志摩又不满足于新月社是“有产有业阶级的先生太太们的娱乐消遣”，他说，“几个爱做梦的人，一点子创作的能力， 一点子不服输的傻气， 合在一起，什么朝代推不翻，什么事业做不成。当初罗刹蒂一家几个兄妹合起莫利思朋琼司几个朋友在艺术界就打开了一条出路，肖伯纳卫伯夫妇合在一起在政治思想界里开辟了一条新道。新月，新月，难道我们这个新月便是纸剪的不成。”[5]他们要“创格”，要“露棱角”，他们对诗坛主流理论有不同的看法，要给自己的文艺主张开辟一片公共领域。于是新月社开始为他们的交往寻找传播的手段。
哈贝马斯认为徐志摩，知识分子需要一个公共空间表达自己的思想。当公民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并达到一定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手段”[6]。现代社会的特殊性，尤其是大量传播媒体的出现，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施展抱负的舞台。报纸期刊，就是这样的公共领域媒介。对于新月派而言，徐志摩接任《晨报副刊》无疑为其取得公共领域提供了必要条件。1924年10月，孙伏园先生辞去了《晨报副刊》主编之职，适值徐志摩欧洲游历回到北京不久，1925年10月徐志摩应陈博生与黄子美的邀请，接编《晨报副刊》。于是在新月社寻求公共领域的过程中，围绕在《晨报副刊》周围，汇集了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一批诗人，他们探讨诗歌格律问题，发表诗歌作品，逐渐形成前期新月派。而《晨报副刊》在前期新月社寻求公共领域的过程中必然成为知识分子表达其思想途径的文学阵地论文格式。“‘公共领域’概念的价值规范集中体现在它对公共性的高扬与彰显,而公共性不仅以批判与开放为其特征，更重要的是，它以自由、民主、正义为其基石。”[7]副刊是大众传媒，在公共性上，与公共领域相吻合。这种公共性，为自由诗流行的背景下新月派探讨诗歌的格律问题提供的保证。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自由诗由于顺应了当时“破旧”的思想启蒙的时代要求而占据在文化的中心地带。虽然在新月派之前，也有宗白华、刘半农、朱湘等理论涉及到格律的问题，但是影响还不够大。格律诗的倡导者们需要一个可以自由讨论，不受主流取向干涉的空间来表达思想探讨学理传播理论。1926年，新月派控制了《晨报副刊》这一传播媒体后逐渐掌握了主流话语权，他们公开高举格律的旗帜，吸引着有相同理论观点的同人聚集在一起，借助这个媒介迅速扩大领域，形成与自由体诗相抗衡和争论的状态。
新月派对其公共领域从理论探讨、理论论述和诗歌创作三方面进行构建。在理论确立方面，新月派通过“将国内之文艺批评一笔抹杀”来瓦解自由体诗的理论支撑，以批判的视野对话自由体诗的公共领域。梁实秋发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从新诗、翻译、小说、散文和文学批评多个方面将当时中国新文学归结为一场情感泛滥的“浪漫的混乱”。朱湘发表三期《新诗评》，先后驳斥胡适的《尝试集》“内容粗浅,艺术幼稚”，康白情“康君的努力则是完全失败了”，并对郭沫若的诗进行批判。随后，新月派意识到新诗的发展已经“逐渐入了正规”，相继发表饶孟侃的《新诗的音节》、《再论新诗的音节》、闻一多的《诗的格律》等理论论述，为构建新月派的公共领域架设理论支撑。他们要架起一座新诗与旧诗之间必不可少的桥梁徐志摩，将创作重心由早期白话诗人关注“白话”转向“诗”自身，要“使新诗成为诗”，“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8]除新诗理论的论述外，新月派还通过具体的诗歌创作捍卫公共领域。《晨报副刊》发表的诗歌创作成就斐然，《诗镌》共发表86首新诗，包括刘梦苇14首，徐志摩8首，饶梦侃8首，朱大树8首，赛先艾7首，闻一多6首，于赓虞4首，朱湘2首。
新月派通过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理论探讨、理论论述与诗歌创作实现了其话语的确立，是新月派知识分子对白话新诗的话语霸权的反抗。在这个过程中新月派建立起了以《晨报副刊》为中心的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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