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1848——1949中英文学关系史》的几点启示，人文历史论文。
关键词：《1848——1949中英文学关系史》的几点启示
吴格非先生的《1848——1949中英文学关系史》于2010年6月问世。这部洋洋三十万言的新著，史料翔实、脉络清晰、结构严谨、语言畅达，全景式地尽现上下百年的中英文学关系史。它不仅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而且为我们研究中外比较文学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从1848年英国传教士里雅各开启中英文学交流的门扉，至20世纪中期叶君健“无形地进入英国作家的行列”，其间百年的中英文学交流经过作者的梳理，细化为三个相互衔接、各具特色的阶段。可贵的是，作者摈弃了那种文学对政治经济学单一的从属性、趋同性，以大量史料为依据，作出了自己准确的考量和研判。“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却并未阻止文学上的平等交流。” 鸦片战争后几十年间，一方面是英国殖民者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一方面却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对英国的渗入。20世纪初叶，中英文学双向交流的态势强劲，一方面是中国的翻译家、作家大量将英国文学推介国内，一方面是英国文学成其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推力之一。而在“二战”期间，中英人民通过文学所搭建的桥梁，相互理解，相互慰籍，相互激励人文历史论文，共克时艰。从珍贵史料的收集到精辟理论的概括，吴格非先生为学界、也为广大读者奉献了他的心血和才智。
既然是研究中英文学关系史，那么就要求作者拓宽传统的研究领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们的文学评论者在评价西方文化对中国影响的时候，往往“分门别类”论述德国的哲学、法国的小说、英国的诗歌。而吴格非先生在这部著作中，完全打破了传统的界定。他以文学语言向我们叙述了鲁迅、郭沫若等先辈对英国诗人拜伦、雪莱的钟爱，以及拜伦、雪莱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深刻影响，同时，还注重于王尔德的戏剧、狄更斯、康拉德的小说研究。正是英国小说，将老舍引向了小说创作的道路，在很大程度成就了他的《老张的哲学》、《二马》等之作。吴格非的机巧，是他避开了纯学术的沉闷陈述，在书中大段引用了老舍的原文，真切生动、引人入胜免费论文网。巧妙引用小说家的形象文字，亦应为文学评论的一种极好语境。
既有全景式的扫描，又有典型的聚焦，是吴格非先生本书中的一大亮色。他着墨最多的是本书的第二部份：20世纪初至20年代，亚瑟·魏礼的中国文学评介、狄更生对中国文明乌托邦的解读、罗素的中国文明发展观悖论；严复、林纾等在翻译领域的成就，梁启超、苏曼殊、鲁迅、周作人、田汉、郁达夫、许地山、徐志摩、老舍与英国文学的密切关系……这个时期，可谓中英文学关系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在这个舞台上，聚集了中国文坛的巨星大师。近一个世纪后，当我们今天总结上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时候，勿容置疑的是正是那一批学贯中西的文学大家们，至今仍雄距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颠峰，经受住了历史与读者的严峻检验。他们为中英文学的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3年萧伯纳的上海之行所激发的中国文坛的纷争，在这部著作中得以真实的再现。萧伯纳访沪，正如吴格非先生所言，“不仅暴露了上海特殊的社会政治形势，而且进一步折射出中国社会复杂的政治历史环境。”如此有争议的作家在中国所引发的如此之大的争议，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少见的。上海滩的作家文人对这位充满社会主义色彩的剧作家毁誉参半，当时的主流媒体充斥了对其的嘲讽批评，“百万富翁”，“挂羊头卖狗肉”之说见于报端，已经不单涉及他的文品，并且涉猎到他的人品。瞿秋白、鲁迅则对萧士高度赞扬，揭露与批驳了对萧士的种种造谣诽谤。瞿秋白一针见血地指出：“每一方面都想把萧伯纳变成凹凸镜，借他的‘光’，照耀自己的‘粗壮’、‘圆转’，而把别人照成扁塌塌的矮子。”萧伯纳在上海拜访了蔡元培，并欣然接受宋庆龄之款待。萧伯纳访华人文历史论文，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为“无产阶级文学造势”。现在，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理性地认识萧伯纳访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见解：萧伯纳揭露资产阶级的虚伪残暴，正是一些30年代中国作家的创作内容；而他的紧密联系现实政治斗争的主张，在他那个时代的确产生过积极作用，但在20世纪中国文坛却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1933年萧伯纳在上海”这一章节，吴格非先生以清淡的笔触，揭示了国民政府控制下的思想理论界对萧士访华的态度：“静如止水”。仅二、三百字的篇幅，同样发人深思。胡适先生指示北京学界，教育界不予接待萧士，同时“任其独来独往，听渠晤所欲晤者，见其所欲见者”。这是否也是一种宽松、宽容？
在《1848——1949中英文学关系史》一书的《后记》中，吴格非先生毫无保留地将他的写作主张与技法和盘端给我们：“尽可能地把文学关系还原为一种单纯的接触和交往”，“一是作家之间的事实往来，再就是作家之间以作品为媒介进行的心灵的沟通。”他说，“这样做，关系研究就不会成为玄学了。”这或许是我们的学术研究者和评论家们在遭遇百般困惑之后，所能寻觅到的较佳路数。诚然，通过这种路数所获取的史实可信度高，在此基础上立论也更经得起考量。吴格非先生正是运用这种手法，对中英文学关系史的种种现象进行梳理，并从中得到自己的见解。应该说，在排除各种繁杂的、短期内无法澄明的文学、文化现象和社会现像时，这种手法着实行之有效。吴格非先生的确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翔实的史料，给了我们不少的真知灼见。但是，这种路数对于一些浅显的作者来说，往往会对文学关系的背景缺少深层次的思考，使著作的厚度和力度受损。吴格非先生的成熟与高明，恰恰在于他在这部著作中或明或暗地表现出对作家背景、社会环境的分析与掌握。
史为镜鉴。长达百年的中英文学关系史理应为今人和后人留下可贵的经验教训。然而，吴格非先生在推出了叶君健的文学、翻译成就后就戛然而止，全书转入了附录和后记。总结去由读者去做吧。智者见智免费论文网。
其实，吴格非并没有忘却一个有良知的学者的责任。他的《后记》写得才情并茂，发人深思。情，即为徐志摩对康桥的不解之情，也是中国作家、学者、读者对康桥的向往之情；才，即吴格非先生这一段落的美丽的散文语言。他深感圣约翰应为徐志摩塑一尊雕像，但这却成了他的奢望。剑桥大学只存有一首被译为英文的徐志摩的《康桥，再会吧》。吴格非说，“这让每一个到剑桥的中国学者汗颜。”当他在剑桥大学为师生作专题讲座人文历史论文，当场朗读《康桥，再会吧》的英译文时，竟产生了轰动效应。他由此认为“至少在英国，中英文学关系史还处于一种尘封状态，需要打开它。”这一段写进《后记》的文字，应作为全书的重要组成去读。一本书的《序》或《后记》通常总是这本书内容的浓缩和精华。在“阅读快餐”成风的当今，有些青年将读《序》和《后记》作为读书 的捷径，那就不妨先读一读吴格非先生的这篇《后记》吧。
令我们汗颜的，不单是剑桥缺失一尊徐志摩的塑像，更应该是我们在开放30年后的今天，仍要重启中英文学交流的大门。撇开欧美当代文学现状，仅就中国当代文学的境况而言，我们实在拿不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郭沫若、老舍、徐志摹、田汉、周作人、郁达夫等等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巨匠大师们那等“超豪华阵容”，去与包括英国在内的欧美和世界文学交流。这真真是令我们汗颜的一大憾事。
在人心浮躁、文学逐渐边缘化的今天，吴格非先生忠于职守，坚定地守护着比较文学这片领地，潜心研究、笔耕不辍，终成一部30万言的大作。我们由衷钦佩，也深感肩头的沉重。
《1848-1949中英文学关系史》，吴格非著，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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