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适留学美国，师从杜威，接受了实证哲学在美国的分支——实用主义的思想。实用主义继承了实证哲学的基本特性，拒斥形而上学的思考方式，主张在现象的领域内思考哲学问题，标榜实验的方法和科学方法。1917年胡适回国，撰写了题为《实验主义》的长文，对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念及历史发展做了详细介绍。在五四时期，“科学”和“民主”是两个最有号召力的口号，胡适抓住这一契机，大力弘扬实用主义作为“科学方法”的一面，迅速扩大实证哲学的市场，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潮之一。我们把胡适称为中国第一个实证论者，是符合他的思想实际的，也是符合中国现代哲学史的史实的。由于胡适本人不是自然科学家，因此尽管他致力于弘扬“科学方法”，却总未免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自然科学家兼哲学家王星拱、丁文江等人弥补了胡适的不足。在五四时期，王星拱出版《科学方法论》一书，介绍了实证主义的嫡传——马赫主义哲学。马赫主义把哲学归结为认识论，把世界看成是“感觉要素的复合”。马赫主义主张以经验作为科学的出发点，否定现象以外有其他本质存在，认为科学和人类认识所及的对象只是感性经验。在1923 年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号称“科学神”的丁文江与“玄学鬼”张君劢就“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展开论战，打出“唯觉主义”和“存疑主义”的理论旗帜，进一步扩大了马赫主义的影响，从而把中国实证哲学思潮推向巅峰。他们不像胡适那样空泛地议论科学方法，而是按照实证论的原则比较详尽地阐发了科学的哲学基础、科学知识的来源、科学的功能及其与逻辑的关系等问题。丁文江以“存疑的唯心论”自诩，既反对物质实体，又反对精神实体，主张取消一切“玄学”即形上学。在他看来，感觉经验乃是科学的惟一基础，“科学的材料原都是心理的现象”，根本无需形上学涉足其间。王星拱也主张“知识最初的起源都由于器官的感触。”两人都认为，科学方法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人生问题，而科学方法就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它。”中国实证论者展示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心路历程，体现了人们热心追求西学、对西方文化采取开放态度的一面。中国实证论者对西方实证主义的介绍，更多地是着眼于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往往因急功近利而投其所好，在理论上并没有做出多少值得称道的建树。
到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张东荪、金岳霖先后尝试建立起自己的认识论体系，以解决实证论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怎样从特殊的经验中得到一般性的科学知识；客观实在与人的认识的关系究竟如何。就他们的学说自身而言，很难归结为实证哲学，但他们的观点确是针对实证哲学所提出的问题讲的，可以姑且称之为“后实证哲学”。在反思期，张东荪和金岳霖是最有思想原创力的哲学家。他们试图突破实证论的局限，建立了有特色的认识论学说体系。张东荪从康德那里受到启发，沿着主观主义的思路，主张用先验论修正实证论的“唯觉主义”观点。他运用康德的范畴和先验逻辑来克服实证论的感觉论的片面性，提出了“多元认识论”学说。尽管这一理论观点杂陈，具有浓厚的折衷主义色彩，没有完全突破实证论的局限，但它毕竟朝走出实证论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在20世纪的中国专业哲学家当中，真正做到接着实证哲学的问题讲而又突破实证论局限的学者当属金岳霖。金岳霖是清华学派的创立者和中坚人物，在他的影响下，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学者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实证论的色彩。例如冯友兰，他采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本体论，建立了新理学的“形上学”和“境界说”，还采取与维也纳学派对话的方式维护新理学的基本观点，但他并没有在认识论意义上接着实证哲学的问题讲。冯友兰的思想倾向主要在于现代新儒家方面，而不在于实证哲学方面。金岳霖与冯友兰不同，他借鉴英美新实在论，沿着客观主义的思路十分认真地研究认识的形成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仅靠感觉经验并不能形成知识，认识归根结底来自独立存在的外物。在知识形成的过程中，必须看到“念”象作用。他虽然也认为知识来源于感觉，但否认感觉是主观的，而强调它也有其客观来源，人们必须承认被感知对象的客观性。这种观点，最终突破了实证论的樊篱。金岳霖受到新实在论的影响，走上了探讨知识与智慧的道路，提出了关于意念双重作用的新理论。他没有采用中国传统哲学的写作方式，而以西方逻辑的方式表述其哲学观点，同时又对传统形而上学有所同情。他比较成功地把中西哲学融会贯通，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思维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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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国维, 《王国维文选[M]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6]孙小金，实证主义哲学对近代中国的影响，理论导刊，2005年3月。
[7]王星拱，什么是科学方法[J]， 新青年，1919，7(第5号).
[8]孙小金，实证主义哲学对近代中国的影响，理论导刊，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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