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明洪楩《清平山堂话本》有《简帖和尚》[1]（6页）。主要观点有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元代说。成文于金代。话本，《简帖和尚》成文于金代考。
关键词：话本，宋代，元代，金代
明洪楩《清平山堂话本》有《简帖和尚》[1]（6页），此篇产生年代有争议，主要观点有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对于明代说，主要因为小说被冯梦龙《古今小说》收入，有些学者把它当成明代史料使用，没有从起源上来考论。所以，这里主要讨论宋代说，元代说。笔者认为它北宋已流传，成文于金代，定稿于元代，下面试申论之。
一、宋代说评议
此说流传久远，持之者众。明代《宝文堂书目》《子杂》著录，没有指定为宋代作品，似乎不为单篇作品[2]（109页）。清钱曾《述古堂藏書目》卷十列入“宋人词话”，注云：“一名胡姑姑，一名错下书”。[3]孙楷第认为：“然此篇文意古质，当为宋本无疑。且记当事（靖人按：“事”当做“时”）之事，名物语言往往有关于考据，如‘所由’一语屡见六朝及唐人书，以意测之，当为闾里在官卒吏司纠察之人，而此文云‘所由如今叫做连手，又叫做巡军’；又交加与纠轕乃一声之转，然宋以前多用交加，如张鹫《朝野佥载》云：‘汉郴二州交加不定。’此文乃有‘吃人交加’之语，正宜训纠辅。似此乃出于文字鉴赏之外，读书稽古之士可挹而取之，故在诸篇中弥为珍贵，不徒以记事论也。”[4]（102页）谭正璧《<辍耕录>所录金院本名目内容考》考《错寄书》云：“宋官本杂剧有《简帖薄媚》，当同叙一事。宋人话本有《简帖和尚》（见《宝文堂书目》，有清平山堂刊本，亦即《古今小说》卷三十五《简帖僧巧骗皇甫妻》），戏文有《洪和尚错下书》（见《宦门子弟错立身》戏文引）。本事出宋洪迈《夷坚支志》，惟男主角不姓皇甫而为王武功……。”[5]（197页）《<武林旧事>所录宋官本杂剧段数内容考》考《简帖薄媚》云：“洪迈为南宋时人，其书出世较晚，当非即薄媚所本……”[5](155页)。程毅中根据小说中所叙左班殿直、押衣袄上边等皆为宋事，以及鹌鹑餶飿、钱大尹、上名、杂律等细节，证明上说乃产生于宋代[6]（426页）
上述为宋代说代表观点，这些观点主要从两个方面立论：
第一，从小说本身词汇、官职等角度入手，来证明它是宋代作品。例如孙楷第所云 “所由”、“交加”等词汇，程毅中所云“左班殿直”、“押衣袄上边”、“鹌鹑餶飿”、“钱大尹”、“上名”、“杂律”等制度与细节，都为宋以前或宋代所有，因之而定其年代。这种方法可谓之内证，但以之结论，难免武断之虞。很显然，宋代故事用宋代语言、官制，显示宋代特点，是很正常的。后人述前代事，特别是相隔未远，是完全有可能的。此种例证甚繁，不必例举。从此角度出发，不能否认小说有产生于宋代以后的可能。
第二，从故事流传入手立论。钱曾把其定为宋元话本，但他没有提供更多根据，可能受到《古今小说》卷三十五收有《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影响。上文所举谭正璧考证，几乎把宋元以来和小说流传相关史料罗列殆尽，定《简帖和尚》为宋人话本。后来学者多有依之者。周密《武林旧事》卷十上《官本杂剧段数》有《简帖薄媚》，谭文认为“当同叙一事”，为猜测之语。现不可知其具体内容，同书还载有《请客薄媚》、《错取薄媚》、《传神薄媚》、《九装薄媚》、《本事现薄媚》、《打调薄媚》、《拜褥薄媚》、《郑生过龙女薄媚》诸种,简帖二字，传达信息极少，显示不出和《简帖和尚》故事关系。《洪和尚错下书》当和《简帖和尚》为同一故事。谭文又认为《辍耕录》所载《错寄书》本之《夷坚志》，亦无证据。钱南扬云：“（《王武功妻》）也许就是话本来源。”[7]（104页）但 《夷坚志》丙卷三《王武功妻》和《简帖和尚》还是有异的。《简帖和尚》比《王武功妻》情节更为复杂，特别《王武功妻》没有提到简帖。论文检测，话本。此异虽小，对立论却极关键。但两篇皆为产生于京师故事，所以说很有可能是一个故事起源的不同叙述。但不能因此断定《简帖和尚》是依据《夷坚志》。有学者提出，洪迈晚年著书甚急，妄人易旧说以报。《王武功妻》就可能是听过话本之人告之。[8]（1页）退一步讲，《简帖和尚》依据《夷坚志》，但并不能肯定其一定产生于南宋，金代、元代都可能依据而成话本故事。论文检测，话本。
宋代说梳理与话本相关史料，为进一步研究此问题打下基础。但如上所述，不能依据断定小说产生于宋代。
二、元代说评议
始持此说者主要为许政扬，后多有学者从之。许政扬通过对文中用词、官职、习俗、佛教背景等方面考证，认为此文产生于元代。[9]（256页）具体内容详下。
其一，许文依据史料指出“所由”一词“无论北宋南宋，始终活在人们的口头”，而文中“巡军”一词元代始有，进而得出结论：“‘巡军’设置于元，而‘所由’一词南宋时仍流行这一事实来看，话本《简帖和尚》不可能是宋代作品，它必定产生于元代以后。”根据许文史料推论，话本《简帖和尚》不可能是宋代作品是对的。但“它必定产生于元代以后”则未必完全准确，因为宋、金、元有同时并存的客观事实。“巡军”一词元代始有，透漏出一点蛛丝马迹，这篇作品的确是在元代定稿，成为今天传本，但之前一定有依据的底本。这个底本是产生于什么时代？一定是元代之前，元代之前可以说是宋代，也可以说是金代。1226年，金为蒙元所灭。1279年，南宋为蒙元所灭。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
其二，许文云：“故事述僧人就逮，解到开封府后，即押下左司理院勘讯。按宋代开封府设左右军巡院，无司理院。北宋时京府（开封、河南、应天、大名）悉然。司理院是外州次府的衙门。只有南宋临安府不同，因为它本是诸州，充作‘行在’，故设左右司理院如旧。这一点宋人也是绝不容弄错的。”此处所论甚是。宋人绝不会弄错，只有宋代以后的人才可能弄错。所以此处许文所论，乃《简帖和尚》非起源于宋代的又一有力证据。宋代以后可以说是元代，也可以说是金代，因为金代承接北宋而来。论文检测，话本。
其三，许文云：“它的诞生离宋亡还不会十分久远。例如故事结末，僧人犯奸准‘杂犯’断罪，尚依宋律，与元、明不合；边军衣袄从京师押送，宋代定制如此；呼胥吏为‘前行’，军士为 ‘上名’，都是宋元间习俗；而其中描绘的人物服饰，也流行于宋末元初。这些情况都向我们提示：应该把它归入元人作品的行列”。
许文以上述诸项而断话本“诞生离宋亡还不会久远”。许文指的“宋”，乃“南宋”。许文认为话本离南宋亡不会久远。但我们认为这几点亦可以作为话本产生于金代例证。（一）小说中用“杂犯”断僧人罪，用宋律。宋代犯奸用宋律，正和实际。（二）边军衣袄从京师押送，为宋制。这里要补充的是，此制主要行于北宋。现在发现的史料主要关于北宋。（三）呼胥吏为“前行”，金代亦有之。《金史》卷五十三：“泰和四年，签河东按察司事张行信言：‘自罢移转法后，吏势浸重，恣为豪夺，民不敢言。今又无朝差、都目，止令上名吏人兼管，经历六案文字，与同类分受贿赂，吏目通厯三十年始得出职，常在本处侵渔不便。’遂定制，依旧三十月移转，年满出职以杜把握州府之敝。”按此，上名乃称胥吏之称。所以，这种称呼，应为宋金元习俗。（四）话本中服饰，许文举例主要为“高桶头巾”，但多用北宋例证，可见北宋时期十分流行。从许文论述这几点来看，只能判断话本诞生离北宋亡还不会久远。如上文所列许文又认为话本非宋人作。如此，话本只能产生于金代，金代亦有史料支撑此点。
其四，许文在论述元代僧侣时，首先罗举了宋代僧尼泛滥与罪恶，随之指出元代这种情况又超过了宋。论文检测，话本。“僧侣的罪恶，妇女的从属地位，官僚政治的黑暗腐败，三者在元代都是突出的和典型的”，这些是《简帖和尚》产生的背景。其实，这种情况，在历史上非常普遍。金代为少数民族政权，对佛道的态度不次于宋元二代。
金代所留史料缺乏，这方面材料更少，但我们也可借一些史料窥见内幕。金代僧尼人数很多，统治者亦把度牒看作财源。
《金史》卷五十：
（世宗大定）五年（1165年）上谓宰臣曰：顷以边事未定，财用阙乏，自东南两京外，命民进纳补官，及卖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师号，寺观名额，今边鄙已宁，其悉罢之。庆寿寺、天长观，岁给度牒，毎道折钱二十万以赐之。……承安二年（1197年），卖度牒、师号、寺观额，复令人入粟补官。三年（1198年）西京饥，诏卖度牒以济之。
金代僧道亦多作奸犯科之徒。
《金史》卷十五：
（兴定二年（1218年冬十月）戊午，尚书省言获奸细叛亡，率多僧道。诏沿边诸州，惟本处受度听依旧居止，来自河北山东遣入内郡，讥其出入。
《金史》卷九十四：
章宗初，即政议罢僧道奴婢。太尉克宁奏曰：“此盖成俗日久，若遽更之，于人情不安，陛下如恶其数多，宜严立格法，以防滥度则自少矣。”襄曰：“出家之人，安用仆隶？乞不问从初如何所得？悉放为良。若寺观物力元系奴婢之数推定者，并合除免”诏从襄言，由是二税戸多为良者。按，此条显示，金代僧道曾蓄有奴婢，占有大量人口，影响国家税收。亦可想见，僧道使奴唤婢，生活优渥，罪恶污行必不能免。
以上例举可见，许文所举诸事，多产生北宋，有些金、元皆有。所以，这些史料若能证明话本小说产生于元代的话，也可作为产生金代证据。
三、金代说补证
通过对宋代说、元代说的评议，显示出话本非产生于两宋和元代，只能产生于金代。我们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从小说文本来看。如上文所示，持宋代说、元代说的学者多有从文本入手来论证的。小说本身确实隐含不少信息。
（一）小说反映故事发生在北宋。上文对宋代说、元代说的评议，可以看出，小说诸多细节皆为北宋内容，这点已经为一些学者注意。[8]小说产生于宋代以后，只能是北宋以后。话本中言及的“走去转弯巷口，叫将四个人来，是本地方所由（如今叫做‘连手’，又叫做‘巡军’）”，这就告诉我们小说产生于元代之前。这种情景就如现代评书演员根据古代小说底本表演过程中，涉及某一官职，要解释明白，用“现在叫做”、“相当于现代的”句式一样，实为解释所讲小说原文词汇。说书人常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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