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代又进一步褒扬了贞节，《女戒》七篇系统地阐扬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夫为妻纲的道理及三从四德的道义。从此男尊女卑观念便深植于全社会，无形中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特别是女性思想的牢笼。继而，在千百年的男性文学中，把有悖于男性至尊形象的责任都推诿于女人，如褒姒、妲己、赵飞燕……正如鲁迅所说“把女人看作一种不吉利的动物”。[6]
如此浸入骨髓的思想，致使文学作品中西施“祸水”和“妖妇”形象在历代都屡见不鲜，而《浣纱记》中的西施超越了“红颜祸水”的框定之词，被赋予一切美好的品质。但世间一些事物总是处在一种荒谬的悖论中，现实的合理性总是隐含着历史的不足；历史的合理性却面临着现实的困境。西施在男人话语的解说中实现了形象的完满，但在人性的关照中却发现了重大的短缺：她对范蠡积极依附，违背自己意愿，舍身赴吴离间其君臣，而面对为自己消耗财力、物力、人力创建姑苏台的夫差；为自己失去国家、人民、土地而毫无责怪之意的夫差，竟没有半点儿怜悯之心，其人性真令人不寒而栗。但同样的背景之下，她却对父权视而不见，与范蠡浙水相见便私定终身。对父权与夫权遵从是封建社会女性并不冲突的“美德”，在西施这里却有着天壤之别的对待，令人瞠目结舌，而这样的塑造与作者所处时代背景因素又有着莫大的干系。
明代之初，随着帝王专制统治的加强，夫权和族权也随之增强，“统治阶级愈加鲜明地把‘国家重贞节以励妇人’当作帝王治天下‘导迪民彝之具’”，[7]这样就把“三从四德”推崇到更高的地位，并通过礼法教化，把握社会风气，“以一种无形的文化氛围牵引着妇女的行为方向，把她们驱赶上用盲目愚昧的苦节、孝行点缀的贞洁祭坛”，[8]使女性受到的压抑达到空前的高度。
明中叶以后，随着内外贸易的活跃，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人意识的日渐峥嵘，生产技术的日益改良，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的社会思想受到日益增强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反传统、反理学思想的王阳明学说得以形成并广泛传播，其“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9]。李贽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国家之亡，不能徒然归咎于声色”[10]等对“女祸”怀有质疑的言论也纷纷出现，对男尊女卑的大加痛斥、对男女平等社会期冀的思想，也随泰州门徒的游走广泛传播。在新兴的哲学思想和文学革新思潮的影响下，与李贽同时代的戏剧家梁辰鱼，是一位“生活放荡不羁，常与一批奇技异术者交往”[11]任性而潇洒的文人，因此他的性格、经历便有接受新思想、新观点的可能性。明中期的个性思潮溶于他性好任侠、不屑正统的思想之中，便在传奇《浣纱记》的创作中得以体现。西施痴情、忠君爱国、深明大义的形象便显得别出心裁，同时期高濂的《玉簪记》描写了身为尼姑的陈妙常大胆思凡，和张凤翼创作的《红拂记》也写到红拂因情私奔的情节等，使思想禁锢的文学出现了一丝新的气息，但新思潮所提倡的个性自由和女禍质疑等进步思想，并不能给男尊女卑观念根深蒂固的社会带来彻底的改变。作者处在个性舒展与社会纲常互相存在又激烈斗争的时代，在要求进步的愿望与时代思想局限的撞击之下，所谓的进步只限于对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反叛，于是出现了西施这样勇于追求个人爱情，但却除此之外完全没有自我的被奴化的矛盾形象。
高尔基说：“主题是从作者的经验中产生，由生活暗示给他一种思想，可是他聚集在他的印象里还未形成，当他要求用形象来体现时，它会在作者心中唤起一种欲望——赋予它一个形式。”[12]由此，从西施的美化、妖化到奴化的形象变迁，我们可以说，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时代思想，也使“男尊女卑”的观念呈现出不同的表现，但这些通过男性视角所描写的、所歌颂的或所鞭挞的都是以男性的标准为标准的，这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作家受社会背景禁锢下，无意识行为在文学中的体现吧。
参考文献：
[1]唐敬杲选编《管子》(M)，香港，商务印书馆， 1925；
[2]彭定求编《全唐诗》(Z)，卷181（三册），北京，中华书局， 1960；1845
[3]彭定求《全唐诗》(Z)，卷482（八册），北京，中华书局， 1960；5483
[4]赵景深《元人杂剧钩沉》(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65；48
[5]祝肇年《伤心全寄词锋——<浣纱记>述评》(G)，常丹琪主编，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127
[6]鲁迅《鲁迅全集》（五）(G)，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112
[7]丁伟忠《明代妇女的教育》（J），1994年 .03期
[8]同上
[9]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82《儒林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74；7222
[10]李贽《初谭集》，卷三《夫妇》3《俗夫》（M），北京，中华书局 ， 1974；49-50
[11]李修生，赵义山主编《中国分体文学史·戏曲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7
[12]孟昌、曹葆华《高尔基选集·文学论文选》(G)，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96；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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