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西施这一形象自被引入到文艺作品中，便不断地在文人笔下出现并呈现出了不同的形象色彩。从最初的“天下美人”到宋代的“红颜祸水”，再到明中期的“巾帼英雄”，对其形象的塑造都带有时代变迁的印记和文人个人的诠释。中晚明经济的转型带来了人文思潮的涌动，促使了男女平等意识的觉醒，但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的拘囿和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又使这种觉醒带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致使西施所谓的“巾帼英雄”不啻是被奴化的囚徒。
论文关键词：西施,男权,形象变迁,《浣纱记》,奴化
一、时代语境与个人诠释下的西施形象
西施在文艺作品出现之初，其容貌便成为美的代名词。从历史人物形象到文学形象；从宋元时期为主流的“妖妇”形象再到明代《浣纱记》中的“巾帼英雄”形象，对西施的容貌美的描写层出不穷，但对其人物文化内涵的看法却因时代语境、个人视域、审美标尺、文化认同等因素的影响而莫衷一是，因此在对西施形象的塑造上产生了不小的差异与缝隙。
西施这一人物最早见于《管子·小称》之中，有“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1]之句，而后在《墨子》、《庄子》、《孟子》、《韩非子》等书中均有记载，并用了各种手法描写了西施的美貌，可知西施是当时知名度很高的美女。最初将范蠡与西施联系起来的是赵晔《吴越春秋》和袁康《越绝书》，尽管西施的结局迥异，但两书中对西、范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故事的描写，却倍受历代文人关注，并成为西施题材的创作本事。
用西施题材进行创作是人们对西施的诠释和解读，在唐代文学中，描写颇多，有同情惋惜的；有斥责贬辱的；还有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的，观点各不相同，如诗人李白的《西施》：
西施越溪女，出自苎萝山。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颜。浣纱弄碧水，自与清波闲。皓齿信难开，沉吟碧云间。勾践徵绝艳，扬娥入吴关。提携馆娃宫，杳渺讵可攀。一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2]
我们可以看出李白的诗中，已有西施赴越的原由和故事的大概情节，并对于西施的遭遇给予很大的同情。而唐卢注《西施》“惆怅兴亡兴绮罗，世人犹自选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国，一个西施已是多。”[3]则旁敲侧击地告诉我们西施是女色误国的“祸水”和“妖物”，把西施妖化也体现出男性对这一绝世美女的又一心态。
如果说在唐代文学中把西施归为“妖类”还显得薄弱的话，那么在现存的宋元戏曲文学中，这几乎成为西施题材作品的主题。南宋初期董颖的大曲[道宫薄媚]《西子词》则与卢注同调，其中越国以“从公论，合去妖类”为理由，令其自经，可见亦是把西施归于“妖类”了。这在杂剧赵明道的《陶朱公范蠡归湖》中也不难看出，如文中这样写到：
西施，你如今岁数有，减尽风流，人老花羞，叶落归秋，往常吃衣食在裙带头，今日你分分破俺帝王忧。我可甚为国愁？失泼水难收，我心去意难，您有国再难投！俺轻拨钓鱼舟，趁风波荡中流。（【梅花酒】）[4]
在这段唱词中，我们可以看出时人对西施的鄙视和贬辱，由此，我们亦可发现，在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影响下，作者所崇尚、宣扬的亦是贱视妇女、以妇女贞操为重的封建道德的男权观念。
二、由个性反抗到自觉依附的美丽囚徒
在明代中后期的传奇《浣纱记》中，梁辰鱼打破了前人把西施归为“妖类”的狭隘局面，“超越传统观念，赋予她以爱国品质，灭吴以后，她被礼迎返越，受到勾践极为隆重的礼遇。在中国历史上的美女（无论是传说，还是实有其人），像西施那样在剧中受到这样的尊重，恐怕只有她一人。”[5]并在剧中成就其与范蠡归隐的爱情神话，对女性的认识和尊重上也是一种进步，但范蠡或进西施或与之泛舟归隐，仍旧是按照男性的需求来定夺，终究没有摆脱被他人所左右的命运。
剧本首出《家门》的故事梗概中讲到：“寻春行乐，遇西施浙水西头，姻缘定，将纱相赠逐结绸缪。谁料邦家多事，共君投异国，三载羁囚，归把倾城相借，得报吴仇，佳人才子，泛舟太湖一叶扁舟。”从这段言词中，我们不难感觉到男性对于女性生活的绝对操控， “归把倾城相借”，一个“借”字，便把一个女性在男权社会下无人格、尊严、任人摆布的可悲可叹可怜的卑下地位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浙水西边，西施初遇年轻英俊的范蠡，将一缕浣纱相送作为信物，她也为自己在未嫁之时能遇上范蠡这样的英年才俊而感到欣喜，在范蠡“万勿他适”的要求之下，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等待。但是范蠡助越王征战，忍辱负重归来之时，已是三年之后，在这三年里，音讯全无，这与范蠡所说的“少停旬月”的诺言相差甚远，虽然她也有“难道你卖俏行奸”之疑，有因相思成疾的“捧心”之痛，但对爱情的执着让她一如既往地等待。
可她等来的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是赴吴国去施美人计。正是范蠡的一句“国家事体重大，岂能吝一妇人？”就改变了西施的命运。在劝她入吴时，她是反抗的：“尊官为国，伏望别访他求。贱妾为身，恐难移彼易此。”可见其坚定，然而在传统中国，从孔老夫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训条、《尚书》的“纣用妇言”、《诗经》的“哲妇倾城”这些带着时代思想烙印的言语之中，无不透露着对妇女的蔑视、对男权的维护，女性所要做的一切也都是要为男性服务的。于是，西施只能以“薄命”作回应。在范蠡的劝诱下，她微弱的个性反抗便被轻而易举地扼杀，终而 “勉强承应”了。在《演舞》一出，越王夫人对西施的培训：“古称绝色，第一容貌，第二歌舞，第三体态……”如此不堪的训练，西施却是积极配合，认真演习。母系氏族后，以男性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和礼教对女子的行为规定，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广大人民的思想、行为、信仰、情感状态……中，于是西施逆来顺受的命运观，一系列行为规则灌输出来的极其强烈的依附感让她无可反抗，就对此漠然、接受了。
这在《忆思》、《显圣》、《治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忆思》一出中，西施这样说道：“自从到吴，不觉三年。领本国主公之命，记范相公之言，教我哄诱吴王淫乐。”这段言语之中，“领本国主公之命。记范相公之言。”无不是“君权”和“夫权”的代称。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社会，西施显然是自觉地把范蠡作为自己的纲常。在《显圣》一出，西施哄骗吴王夫差出逃，后又毫不犹豫地将他所逃方向告诉范蠡，这无疑是将吴王置于死地，这种决绝的举动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但越灭吴之后，范蠡又是怎样对待她的呢？而在《治定》中，范蠡却是以“载去西施亦无意，恐留倾城更迷君”的忠君思想才让西施得以与之泛舟湖上。纵然“才子佳人”得以相守，但笔者无时无刻不在为西施捏汗，她忍辱负重地完成了“本国主公”（君权）和“范相公”（夫权）的任务，最后得到的却是吴国人的唾骂和越国人的鄙视，西施面对这一切却没有表现任何怨愤。或许作者想极力刻画她以大局为重、把国家利益置于最高的精神境界，但我们在看到西施这种美好品质的同时，感受更深的却是封建社会的男权至高主义使社会对妇女道德强制性净化，而这种净化实质上就是文化力量的内在诱使的手段，它已在潜移默化之中将女性依附男性的观念自觉化。西施便是这样，由微弱的反抗到积极的依附，终而丧失了自我。
三、男尊女卑与个性解放交织下的畸形塑造
众所周知，中国从女阴崇拜过渡为男根崇拜之后，男尊女卑意识就开始萌芽了。历经周朝以后，贵族阶级实行多妻的妾媵制，十分严格地分别嫡庶尊卑，儒家的礼教对女子作了种种的行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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