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从汉魏到两晋，门阀世族掌握着政权。“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门阀世族与寒门或庶族形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从刘裕以一武夫力量篡晋成立刘宋政权以来，情形似乎渐渐不同起来。
世族士人从传统承担道的角色逃逸之后，已没有心境如两晋士人那样手持麈尾，醉心于体玄清淡，因为它的基础是门第与权力无可争议，当权力不再无可争议，门第仅自保时，便从玄虚的理想境界跌回到了现世的生活，凭借富裕的生活和深厚的文化积累徜徉于山水园林清风朗月之中。如果说谢灵运、谢庄等刘宋士人以逃避为清高，失志于自在，其实蕴含着无奈与无聊，压抑与哀伤，那么之后的士人则完全是娱情悦性，非感悟人生，非体悟玄理。由此可以看出，南朝的士风和以前相比逐渐趋于雌化。
《南齐书·孔稚珪传》说稚珪“不乐世务，居宅盛营山水，凭几独酌，傍无杂事。门庭之内，草菜不剪，中有蛙鸣。”即让自己的生活充满自然野趣之美，这不是体悟，而是生活的享受。与其它生活情趣诗酒琴棋结合在一起，构成他们生活的主体。柳世隆“在朝不干世务，垂帘鼓琴，风韵清远，甚获时誉”（《南齐书·本传》)。袁粲“负才尚气，爱好虚远，虽位任隆要，不以事务经怀。独步园林，诗酒自适，家居负郭，每杖策逍遥，当其意得，悠然忘反”（《南史·本传》）。还有沈约、王融等人，尽管与最高统治者有矛盾的一面，沈约为此还得罪梁武帝惊惧而死，但世族的软弱性在他们身上越来越显示出来。《梁书·沈约传》说“昧于荣利，乘时藉势”，“用事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政之得失，唯唯而已”，活画出了这位政治家的平庸，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种在闲逸从容、高雅脱俗、畏祸罹祸中不谙事务，则是士人进取外向的人格萎缩。不仅审美趣味之阴柔化，甚至连体格、胆略都萎缩得弱不禁风了。《颜氏家训·涉务篇》云：“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日：‘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他们气质纤弱到如此程度，也难怪后人要评为“气格卑弱”。有些世族士人（主要是宫廷作者)则在歌舞声色，绮丽俗艳中尸位素餐，陈朝时的著名宫体诗作者江总之流便是。《陈书·江总传》记录：“后主之世，总当权宰，不持政务，但日与后主游宴后廷，共陈暄、孔范等十余人，当时谓之狎客。由是，国政日颓，纲纪不立，有言之者，则以罪斥之，君臣昏乱，以至于灭。”
当然士人中除了占主体的世族外还有出身于寒门的，但在那个贵族士人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他们很难做到“洁身自好”。鲍照，才秀人微，深感门第所限，作品中常会有抑郁不住的慷慨之音，“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瓜步山揭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拟行路难》其六)。但他也并没有像左思那样“高步追许由”最终走向归隐，而是一直都甘受寄人篱下的屈辱生活。据说，孝帝时鲍照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人莫不能及。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咸谓才尽”（《南史本传》）。这“才尽”背后隐含了什么？不就是畏祸惜身心理带来的屈服与退缩吗？“江郎才尽”也是很有意味的。江淹早年仕途蹭蹬，发出“人生到此，天道宁论”的孤苦情绪。其后，将全部精力投入政治活动，保全了自己，并做了高官。追求的生活方式便如他《自序》中所说：“仕，所望不过诸卿二千石，有耕织伏腊之资，则隐矣。常愿幽居筑宇，绝弃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绿水，左倚郊甸，右带瀛泽。青春爰谢，则接武平皋，春秋澄景，则独酌虚室。侍姬三四，赵女数人，不则逍遥经纪，弹琴咏诗，朝露几间，忽望老之将至。淹之所学，尽此而矣。”侍妾伴从，诗酒相乐，逍遥俯仰，兴味无穷，完全是贵族士人的生活方式。早年的孤独郁闷消失殆尽，自然不会有《恨赋》《别赋》这样的作品问世。所以“江郎才尽”，实则是江淹人生理想不够高尚，发生了哲学转向，并非仅仅是才华的凋落。两者“才尽”异曲同工，隐含着某种普遍风气：对人生理想的消极和士风的雌化。
总之，南朝士人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退缩，陶醉于家族门第的光环，自傲于脱略事务的清高，沉溺于贵族生活的享乐，其气质变得愈来愈纤弱，终于造就出了贵族性病态文化人格。
三
梁陈时期，文学创作主要以“宫体诗”为主，“宫体诗”的出现是南朝士风雌化的结果。其创作倾向主要是最大限度的描写女性的自然美和文化美，这种审美体现着梁陈时期病态的审美理想。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