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认为:过度打击商人资本会增加商品生产及流通的成本,从而抬高商品市场价格。
当时官营盐铁产品价格偏高就有这方面的原因“盐官铁官、均输官和平准官等机构……成为商品经济当中的支配因素”“官营商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家不仅垄断了主要商品的生产,还垄断了其流通。商人资本在大部分地排斥出经济领域后,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就必须为商品的流通追加一部分资本,由于缺少分工,追加资本的经营效率多半比商人资本低,追加资本就必然大于专注于流通的商人资本。即国家在进行经济活动时,成本提高,价格自然也会随之提高;另外“官营商业依靠政权的支持,经营的官吏领取俸禄,和商业利润没有直接的关系……又是独家垄断,因此这种商业活动不受价值规律的约束,劳动生产率低”。出现如《盐铁论·水旱篇》所说的“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了。
其次商业“会使生产日益从属于交换价值”即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的商业能促使非商品生产变为商品生产,在自然经济时代“一切的发展和变化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我们说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推动力量”,实际在西汉,商业已经开始推动生产物的商品化过程,即商业“使生产日益从属于交换价值”的过程。《史记·货殖列传》曾描述道“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显然,如此大规模的专门化生产不可能仅为满足自身需要,其产品大多数都要进入流通领域,这显然是为交换而生产。可见,在市场狭小的情况下,商业的过度膨胀确会破坏社会经济,但只要其与社会经济相适应,将其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商人资本是能够较多地转化为产业资本的。如前所引,如此庞大的经营规模,不投入一笔可观的资本是不能维系正常的经营运转的,而雄厚的商人资本正好可以充当这一角色。
因此,合理规模的商人资本能够较多地转化为产业资本,也能促使非商品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这是有利于市场发育的。所以从长远来看合理规模的商人资本于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因此,当时抑商的对象只能是过度膨胀的商人资本,而非全面打击商人资本,甚至将其排斥出流通领域。而汉武帝抑商政策之目的却正是要将商人资本全部排斥出了流通领域,全面打击商业。虽然压制了商人资本恶性膨胀,但更阻碍了正常的工商业发展。武帝试图以官营工商业取代私营工商业,但是“私人不许经营,而官家又经营不好'结果就不免两头落空。
因而,笔者认为,武帝抑商之所以为时人及后人诟病,主要是因为其政策已经过头了,超过了抑制商人资本独立发展的需要,已阻碍了工商业正常发展。事实上,全面打击商人资本是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也必将为社会所抛弃。汉武帝之后商人资本又开始活跃起来,为了在官营商业的压迫下求得生存,私商依托官僚贵族的庇护从事商业活动,富商罗裒便“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势力……擅盐井之利,斯年所得自倍”。
所以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汉武帝的抑商政策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正面即这种政策有效抑制了独立发展的商人资本对小农经济的破坏,保护了这种在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同时有效支持了武帝所实行的一系列意义重大的内事外功;而反面即这种过激的政策阻碍了正常的工商业活动,给百姓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武帝的抑商政策被之后历代统治者所继承,随着小农经济发展空间的日益缩减,抑商发展到后来,其维护落后生产关系的色彩益发明显,而积极色彩则日渐淡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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