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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角度评汉武帝抑商政策之必要与失误_商人资本独立发展-论文网

时间:2014-12-31  作者:李松竹
”在高回报率吸引下,许多农业劳动力都弃农经商。贾谊在《新书·瑰伟》中说:“绛衣浅带,以代农十之一;……审曲而势,以饰五材,鬻工而食者,人十之二;乘时以射,贸迁有无取倍称之息,而衣食者,人十之二。”这里贾谊说农业劳动力仅占十分之一,而经营工商业的倒占了十分之四,虽不免夸张,但若缺少基本事实,想必他也不敢胡乱编造吧!这至少反映了一个事实—西汉前期,劳动力的分配比例已极不合理(在农业作为最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的时代),劳动力分配不合理最终造成“地有遗力,民有遗力,生谷之地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民未尽归农。”的局面。显然,商人资本发展所带来的土地兼并及农业劳动力不足已严重威胁到小农经济的生存。那么当时商人资本对小农经济的破坏究竟是积极还是消极呢?笔者认为主要是消极。“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既然,当时商人资本的发展已经对社会经济产生了消极作用,据此,可认为当时的商人资本已呈现出独立发展的局面。下面我们对这种消极作用作一些具体论述。

首先,西汉时封建小农经济刚确立其主导地位,发展还不充分;可以说刚完成了脱胎于奴隶制经济的过程,况且当时经济领域还残存奴隶制生产关系。所以,从当时的具体社会经济背景看,封建小农经济无疑是先进的。事实上,在我国的封建社会早期“小农经济是生产力发展较高的产物,在传统农业中,它是最能发挥劳动效率的形式。”与之前的奴隶制及同期欧洲的农奴制相比“劳动者有较大的人身自由,生产具有较大独立性。可以说,我国之所以能在封建社会长期居于前列,与采用小农经济有很大关系

同时,武帝朝疆域有所扩大。当时“定越地”“定西南夷”,“开西域之地”。如何开发新领土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时多数新疆域农业欠发达,及时在这些地区发展农业很有必要。因此武帝时移民实边极为频繁,“徙关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实之”之类的记载很多。另外,此时南方尚未有效开发,生产原始,处于“水耕火缛”的阶段。可喜的是中原的农耕技术及工具,如铁器此时已南传,南方正处于开发早期。吕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一度引起双方武装冲突

疆域扩大致使可耕地总面积增加较大,在铁器初步推广的西汉,铁器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使得当时的人们有能力去开垦这些非传统农业区,特别是自然条件优越的南方。铁器牛耕的南传使得传统农业至少在南方还存在很大发展空间。

以上两点表明:当时土地是很充足的;加之社会总人口相对较少,人均土地面积较大。农民不会因为土地过于狭窄,被迫走上没有先进技术作支撑的集约化耕作。“在技术设备没有重大改进,一切依靠手工劳动的条件下。集约化耕作只能依靠更多的劳动力,而每个劳动力都是要吃饭的,到一定程度就会得不偿失。”西汉因为人均土地较多,农民可自由决定单位土地上劳动力的投入,能科学分配单位土地的劳动力,以尽量使劳动生产率保持高水平。

可见,当时小农经济正处于上升阶段。铁器牛耕的传播,土地面积与劳动力的合理比例使其得以有效发挥劳动效率,成为当时最能发挥劳动效率的形式。

因而此时商业资本对小农经济的破坏只能是消极的,因为它破坏了当时最能发挥劳动效率的形式。劳动生产率是社会进步的源泉之一。它的下降会导致社会的停滞或倒退,在当时,其具体表现就是大量小农破产流亡,投入生产的劳动力减少,最终社会矛盾激化,爆发战乱。可见,商人资本不结合生产的独立发展会破坏社会经济的发展。即“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商业越发展,商业资本积累的越巨大,反而使整个社会经济越不发展,越发不能过渡到资本主义阶段的原因所在。”

因此,当时确有抑商的需要。(这里的“商”仅指独立发展的,不与生产结合的商业及商人资本,不包括正常的工商业)当然,商人资本膨胀所带来的地方分裂倾向及武帝一系列外事内功所导致的财政困难也是促其实行“利出一孔”的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理论上分析,汉武帝抑商似乎有其必要,那么能否认为其抑商政策就一定正确呢?其实,历史远非如此简单。

三、汉武帝抑商的弊端及其原因

武帝的抑商政策无疑存在弊端。《盐铁论》中,文学贤良对它的控诉便是明证。对盐铁官营,他们认为“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民用钝弊,割草不痛!”至于均输、平准则使“农民重苦,女工再税”至于算缗、告缗则如《史记·平准书》所言“民偷甘衣美食,不事畜臧之业”。

可见,这一政策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明显的消极作用。民众所购的官营商品质量苦恶且价格昂贵。其它普通商品则因对商旅重税盘剥导致“商者少,物贵”百姓无心经营,将财富用于享乐“民偷甘衣美食,不事畜臧之业”。对商业的打击已使商品经济活动几于停滞,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及生活。

前面我们认为,武帝时商人资本过度膨胀(独立发展)对社会经济产生了消极影响。但我们并不主张将商人资本与农业生产对立起来,我们仅认为商人资本过度膨胀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若商人资本保持在一定限度内(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它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

首先,“如果商人资本没有超过它的必要的比例……由于分工,专门用于买卖的资本小于产业资本家在必须亲自从事他的企业的全部商业活动时所需的这种资本”即合理比例的商人资本有利于降低商品生产及流通的成本的,如将其排斥出经济领域,商品生产者就必须为商品流通追加一部分资本,而追加的资本很可能大于“专门用于买卖的资本”(商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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