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而，当时光流走十多年后，他们同样无法弥补精神上的空虚，他们又回到了果园城。（虽然孟季卿一辈子客居他乡，在形式上没有完成回来——再离开的行为模式，但死同财产的问题肯定让他不止一次在精神上回归家乡，所以我们依然可以把他归入这一类型）但是，思念中的家乡和现实中的家乡总是隔着很长的距离，他们在新的文化背景中受挫，在旧的文化背景中也无法找到可以让心灵平静下来的良药。于是他们又再次离开，怀着深深的落寞和困惑。
钱理群把鲁迅的某些小说如《祝福》、《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等归结为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情节模式，认为叙述者在讲述他人的故事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复调。那么，作者在讲述孟安卿和孟季卿的故事时，是否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呢？我们再回到小说的序，作者说，“这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我想象的小城，不是那位马叔敖先生——或是说那位‘我’，我不知道他的身份、性格、作为，一句话，我不知道他是谁，他要到何处去”。从这里可以看出，故事的讲述者马叔敖同样具备离开——回来——再离开的行为模式。七年前，马叔敖离开留着他的童年、青春和生命的果园城开始四处流浪，七年后，在一次行程中被童年的记忆唤醒遂回到果园城，当然，果园城凝滞衰亡的背景和物是人非的现实又将促使他再度离开这里。显然，借马叔敖进行精神返乡的师陀同时也在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从少年离开家乡到返乡到再度离开家乡，师陀一直处于飘荡中，尤其是在沦陷时期的上海，身处异族统治之下，顶着亡国奴的身份，难免不回想起恬静平安的故乡，勾起对离乡者的精神剖析。这些离乡者为了填补精神的空缺，处处为家，却处处都不是家，像一个无根的人。我们来看蜷缩在上海沦陷区的师陀及同时代的爱国知识分子，如果说“孤岛”让他们有家不能回的话，那么在全面沦陷后的上海，家，究竟在何方？他们还有自己的家吗？这种悲痛焦灼的心情和持续的漂泊更加重了和家国分离的孤独感和焦虑感。
果园城除了在其文化下安于其命的人外，还有一些让人神往的景象：说书人带来的美好的童年，卖煤油的掀开富有生活气息的小城黄昏，邮差先生营造着一个诚实祥和的果园城。果园城优美的景色仿佛还历历在目，“你曾看见夕阳照着静寂的河上的景象吗？你曾看见夕阳照着古城树林的景象吗？你曾看见被照得嫣红的帆在慢慢移动着的景象吗？”接下来，作者继续渲染着这种宁静的气氛，“在任何一条街道上你总能看见狗正卧着打鼾，它们是决不会叫唤的，即使用脚去踢也不；你总能看见猪横过大街，即使在衙门前面也不会例外，它们低了头，哼哼唧唧的吟哦着，悠然摇动尾巴”。和谐的乡村景象和衰败的果园城文化交织在一起，反衬了作者对反思中的乡土生活的复杂情感。
三
这种复杂情感在师陀创作《果园城记》所持的态度和切入点时找到了解释。师陀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可是这里的中国并不是从远古时代走来的中国，它是有着时间的限定的，“从前清末年到民国二十五年”，这正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各种思潮蜂拥而入，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大变动。我们再来看师陀选择的材料，不管是乡下的，还是都市的，只要跟一个小城的性格符合就行了。作为一个农耕大国，中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乡村和都市。在封建社会，都市是政府的行政机构，用一套森密的统治网络把乡村囊括进来，正如马克思所说，“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的无差别的统一”，乡村和都市并不是对立物，都市是乡村的衍生物，它们有着相同的本质或者说文化传统。但是，随着西方异质文明的输入，都市作为接受、传播西方异质文明的发源地，它逐渐脱离了原有的文化传统，成为一个中西文化共存或者说西方文化占上风的地方。乡村同样吹进了这股域外之风，但是，旧有的文化传统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这股文明之风在树梢绕了一圈又自离去，大树依旧岿然不动。当“傲骨”像进步的西洋人那样在自己的田产两边栽上树，他渴望一片茂密的森林，结果到了晚上，善嫉而穷苦的乡下人就把他的森林连根拔起了。乡村和城市在文化上遂处于对峙状态。这样，我们才明白了师陀创作《果园城记》的真正用意：近代的中国正可以用一个城乡混杂的地方来代替，这个地方，我们谓之果园城，它的美丽却掩盖不了它的停滞、庸懒、陈旧和闭塞。所以，师陀对果园城这个小城的想像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的想像。
这种想像实则凝聚着师陀对民族性格和命运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性。民族文化的根深深的扎在生活在底层的千千万万的小人物身上。“阅历较深的作家就喜欢写小人物，外国如果戈理、契诃夫，中国从鲁迅、叶圣陶到老舍，他们都喜欢写小人物，小人物更有世俗味，更有文化味”。小说中这一群小人物的人生形式是中国现实社会中大部分人的人生形式，在逻辑上已经构成了中国人物的代表，或者说，整个民族的代表。支配他们行为的正是他们生活的这个巨大的文化场，亦即我们前面分析的果园城文化。它那停滞、庸懒、陈旧、闭塞的特征恰似民族的性格，生活在其间的人如同破产的内地一样，都在不可避免的走向死亡，这似乎也隐隐昭示着民族的命运。自然，反思之中就有批判，虽然沦陷的事实加重了罩在民族命运上的沉痛抑郁之情，但师陀对民族性格的批判却是毫不余力的。
这种想象在上海沦陷时期的高压环境下被置换成一种能唤起沦陷区人民的中国心的象征。中国心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爱国主义，它表现为为维护民族文学的纯洁性所进行的创作。在这个意义上，师陀的《果园城记》无疑可以承担这一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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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增杰.师陀全集(2)[G].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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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杨义.文化冲突与审美选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59.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