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钧儒以主持人身份在首次座谈会上表示，宪政的实施“不能单赖政府、国民参政会之努力”，“尤赖全国人士、社会各方面的负责者，共同负责，共同努力”，强调要“形成社会的宪政运动，并将这运动普及到全国去”。11月下旬，第四次宪政座谈会在渝召开，成立了宪政促进会并推定了85人为筹备委员，并于30日在筹备会首次会议上又推选出孔庚、张申府等25人组成常委会，将宪政运动推向高潮。期间，召集座谈会的例行事务多由张申府一个办理。
同年11月23日，为进一步团结与联合各党派力量，救国会的沈钧儒、张申府，国社党的罗隆基、罗文干，职教社的黄炎培、江恒源，青年党的曾琦、左舜生，第三党的章伯钧、邱哲，乡建派的梁漱溟，无党派人士张澜、光升等人在重庆青年会餐厅聚会，正式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密切了国共之外各抗日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团结，为后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在民主宪政运动的推动下，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并限期办竣选举案》，决定于次年11月12日召集国大。
1940年4月1日，第一届五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幕，各民主党派围绕《五五宪草》修正案及设置“国民大会议政会”的目的而展开了努力。会上，张申府与沈钧儒、邹韬奋等也提交了由他们共同起草的《我们对于五五宪草的意见》。张申府还提交了《请政府在实施宪政之前切实执行训政时期约法抗战建国纲领及本会第四次大会决议之人民政治地位与集中各方人士两条治标办法案》。这次宪政努力，推动了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但民主宪政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不满，民主人士的参政热情也让国民党恐慌。4月18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宪政问题集会结社言论暂行办法》，对宪政运动进行种种限制。9月，国民党当局悍然宣布因交通不便，召开国大有困难，国大召集日另行决定。第一次宪政运动至此沉寂下去。12月，国民党当局对参政会进行改组，对靠近中共的中间党派如救国会、第三党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极力打压，取消了张申府、章伯钧、杜重远、章乃器等人的参政员资格。至此，张申府结束了其作为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但这丝毫没有打压其对民主政治的热忱与追求。
2、张申府与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
第一次宪政运动失败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为了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于1940年12月秘密集会，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11月，作为民盟前身的，包括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以及社会贤达在内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正式成立。在其《对时局主张纲领》中，明确提出结束党治、加强团结、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等主张。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推动了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沈钧儒、张申府等原为同盟的倡议人，但由于其所属的救国会与中共关系密切，为避免国民党当局找麻烦，决定救国会暂不参加同盟。1942年春，以沈钧儒、张申府为首的救国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使民盟团结成为“三党三派”的政治联盟。
1943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转折，民主潮流席卷世界。国统区关于建立民主政治、实施宪政的呼声不断高涨。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9月国民党全会通过了《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重新提出“关于筹备国民大会及开始实施宪政各项应有之准备，由政府督饬主管机关负责办理。”同月，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召开，蒋介石再次表示要号召“朝野人士的合力以赴，切实推行宪政筹备。”会议当天，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出版《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小册子，吹响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的号角。
1944年1月，黄炎培、沈钩儒、章伯钧、张君励等在重庆再次发起宪政座谈会。在民主党派参政员为主体的宪政活动影响下，全国各大城市也都先后成立了各种推进宪政运动的组织，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宪政座谈会，开展了各种宪政宣传活动。3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加入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3月12日，周恩来作《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进一步就宪政问题阐述了中共的主张。为响应和支持中共的宪政号召，1944年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在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共同推动下，大后方宪政运动迅速发展起来。4月9日，张申府参加由宪政月刊社出面召开妇女宪政座谈会。同月底，左舜生、黄炎培、张申府等举行第五次宪政座谈会，就《五五宪草》中关于“改良劳工生活，救济工人失业”规定展开激烈讨论。张申府发言指出：“经济的民主和政治的民主是不能分的。我们要想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就要在政治上找出路。”
9月15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在重庆开幕。为了把全国各界人士在民主宪政运动中提出的要求集中起来，使大家有一个明确的共同奋斗目标，中共参政员林伯渠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共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