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桃花扇》中，百官是在崇祯死忌周年祭奠。古代帝王死后，不仅有一大套隆重繁琐的葬仪礼，有虞祭、卒哭祭等各种祭礼，但对于这种周年忌日古人并不格外设礼。周年祭与一般的忌辰祭并没有明显的分别。在《续通典》中有这样一段话“唐宋忌日百官于寺观行香诵经设斋以为追荐，虽属孝思，颇非典礼，不若金代于衍庆宫亲奠，百官陪拜能酌古祀而修其制也。明国忌日，遣官上陵，亲祭内殿（即奉先殿），无行香斋荐之礼，皆唐宋所不及”，这段话明确指出明代忌日皇帝是要亲祭奉先殿，还要遣官上陵祭祀的。《明会要》中记载“凡值帝后忌辰，遣官祭陵，止用香、烛、酒、果，无帛”，并对皇帝谒陵祭祀（亲谒、遣官谒）作了简明的记录。而《明史》中亦有相关文字“节序忌辰等祭，行于奉先殿”、“永乐元年高皇帝忌辰，（帝）亲祀于奉先殿，仍率百官诣孝陵致祭”。综合上述的材料可以看出，崇祯的忌日祭祀按正常的礼仪来讲，应是弘光亲祭奉先殿并遣官谒陵。但当时处于非常时期，局势动荡，用常礼已完全不可能了。历史上崇祯帝自缢煤山后就是草草安葬的，在剧本“闲话”一出中，张薇说的“亏了一个赵吏目，纠合义民，捐钱三百串，掘开田皇妃旧坟，安葬当中”就反映了当时的窘境。这与《明史》记载的文帝葬祭仪可以说有天渊之别。崇祯死后建立的南明小王朝，也仅得偏安一隅，而且时局日促，谒陵祭祀自然已不可能。据《南明史·志第二》记载：“弘光元年壬寅寒食，先帝忌辰，于奉先殿举哀，百官于太平门外设壇遥祭，别一壇祭东宫，二王于侧。是日，止音乐，禁屠宰，停百姓嫁娶，各衙门轻重刑罚……鲁王在舟山，永历四年三月壬申威宗忌辰，筑壇遥祭，孙延龄读祝，王伏地哭，陪祭文武皆泣不成声”[5]P381。由此可见，作者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安排忌辰哭奠，亦是有史料依据的。哭奠在本剧中不仅是给各个人物提供一个展现自身的场所，更重要的是渲染一种氛围，让全剧的兴亡之感达到一个高峰。孔尚任在此详细地写出了整个仪式的过程，给人一种浓浓的历史感。
但历史上明代的忌日祭陵仪如何，我们现在已无从得知了。在《大明会典》中仅记载有“山陵遣祭仪”，并未特别提到“忌日仪”。但各个朝代的祭仪程序都基本上遵循着同样的路线，同一朝代的各种祭仪更是大同小异[6]P202。明代的祭仪流程大体上可分为卜日、斋戒、陈设、省牲、迎神、奠帛爵、读祝、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望瘗，其中从“迎神”到“望瘗”是正祭。要特别说明的是正祭前的“斋戒”，它的历史由来已久。从《礼记·祭义》的记载可知，祭祀的原则不止一条，最根本的便是“敬”，“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而斋戒正体现了“敬”的要求。《礼记·祭统》中说“及时将祭，君子乃斋，斋之为斋也，斋不斋以致斋也。是以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则不斋……及其将斋也，防其邪物，讫其嗜欲，耳不听乐……心不苟虑，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动，必依于礼。是故君子之斋也，专致其精明之德也。”在后世的祭祀中，斋戒都是一项必备的内容。明代洪武二年，学士朱升等主奉敕撰斋戒文“戒者，禁止其外；斋者，整齐其内。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饮酒，不茹荤，不问疾，不吊丧，不听乐，不理刑名，此则戒也。专一其心，严畏谨慎，苟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诚，无须臾问，此则斋也。”忌辰祭亦是如此。对于忌日祭祀的服装，《明史》明确指出是服浅淡色服，又记载“文武官……衰服二十七日……二十七日外，素服、乌纱帽、黑角带，二十七月除”照此来看，崇祯的周年忌日百官应是素服。《清代续文献通考》就有较详细的“忌辰致祭陵寝仪”，在康熙时期就有忌辰服素服、举哀之项。那么既有可能明代的忌日祭陵仪有服素服、举哀之项，也有可能是作者孔尚任出于创作的需要，将祭祀的仪式进行了一些借鉴挪用，为的是更好的营造氛围，也为了更好地展现人物各个不同的心理情感。
《桃花扇》中有关于儒家祭祀礼仪的场面描绘除了“哄丁”和“拜坛”这两出外，“闲话”一出中也涉及到了祭礼。其中有小生（蓝瑛）的一问“闻得北京发书一封与阁部史可法，责备亡国将相，不去奔丧哭主，又不请兵报仇。史公答了回书，特着左懋第披麻扶杖，前去哭临，老先生可晓得么？”此处提到的奔丧哭主，即为祭祀的内容。在《明史》中记载，帝王死后“在外百官，诏书到日，素服、乌纱帽、黑角带，四拜，听宣读讫，举哀，再四拜。三日成服，每旦设香哭临，三日除。各遣官赴京致祭，祭物礼部备”。在这形势危急的时刻，北京方面却还斤斤计较于这礼的恪守，确有几分迂腐不知变通了。还是在这一出中，外（张薇）说“大行皇帝未满周年，下官现穿孝服，每早每晚要行香哭拜的”，并取出香炉、香盒，叩头上香，“伏地放声大哭”。这里的“每早每晚行香哭拜”即“朝夕奠”，《明史》“文帝葬祭仪”中定“卒哭用虞祭后刚日，礼同虞祭，自是罢朝夕奠”。那么，张薇这个锦衣卫堂官应是卒哭祭（即百日祭）后免朝夕奠，并不需要周年，孔尚任在此对时间上略作了改动。
当然，儒家的祭礼种类繁多，在历代都最受重视，所谓“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7]。《桃花扇》中讲到儒家祭礼的地方并不多，而且又根据艺术创作的需要进行了改动，但窥斑见豹，我们已可以从中领略到儒家礼仪文化的繁富博大。“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儒家礼仪从它产生之日起就较为系统、复杂，加之各个朝代各个时期在继承前代礼仪的基础上又不断地进行增删、改动，使得礼仪在具体实施中各个时期都存在着不同。但无论怎样，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的礼学思想已经成为国家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指导人们思想和言行的准则。
参考文献：
钟敬文主编.中国礼仪全书[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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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海集》卷十二《答费此度》札
[2]《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
[3]《礼记·文王世子》
[4]《隋书·百官志》
[5]钱海岳《南明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
[6]钟敬文主编《中国礼仪全书》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
[7]《礼记·祭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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