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仙花作品中，唐人街也不是个藏污纳垢之所，而是聚居着一群勤劳善良智慧的中国人。在《中国人在这里的生意》、《中国城的婚约》、《中国洗衣工的检验法》等文章中，她展现了卖药人、企业家、理发师、修鞋匠、卖菜小贩、洗衣工、媒婆以及算命人等唐人街各行各业人的生活状况。他们都是勤劳智慧的劳动者，而并不像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作家笔下所描绘出的那种愚蠢无感情的机器。在作品中水仙花对这些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勤劳诚实等美德表现出无比的钦佩与赞叹。如在《中国洗衣工的检验法》中，她对中国洗衣工标记待洗衣服的方法进行了详细地描述，字里行间表现出对他们“绝妙的方法”的赞叹。在《中国人在这里的生意》一文中，她感慨于中国生意人的勤劳与聪明，以及他们的精湛手艺。通过这些文章,水仙花似乎试图揭开神秘的、“妖魔化”的东方世界的面纱，告诉读者东方和西方一样是个人性化的世界。
水仙花对华人及唐人街形象的重塑标志着她由东方世界的“局外人”转变为了“局内人”。然而，文化身份意识发展中的这次飞跃并未让她与西方世界彻底决裂。相反，随着与华人社会接触的增多，她发现“我母亲的民族和我父亲的民族一样有偏见”。在经历了文化归属在东西方间的游走之后，水仙花逐渐跨出了两个世界的对立矛盾，决定去做联结它们之间的“桥梁”。
三、超越国界和种族的“欧亚人”——“微不足道的‘桥梁’”
从1905年到1909年的四年里，水仙花似乎经历了一个间歇期，没有什么重要的作品问世。然而埃迪斯·伊顿，这“就像是蚕茧里飞蛾的沉默：正在酝酿着什么” [7](34)。1909年1月21号发表在《独立报》上的《一个欧亚裔人的回忆拾零》终于打破了这一沉默。这是一篇在水仙花文化身份构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记述了她游离于东西两种文化之间，如何最终确立了自己的文化身份的心理历程。在经历了多年的两个世界之间的游离之后，水仙花悟出了她既不是“伊顿”，也不是“水仙花”，而是两大文化的混合物，她自称为“欧亚人”。然而这不是文化冲突中彷徨的或欧或亚族，而是“结合了美国主流文化与中国古老文化精髓” [8](28)的“非欧非亚”人。新的文化身份认同令水仙花决心“一手伸向西方，一手伸向东方，希望他们不会完全破坏东西方之间这微不足道的‘桥梁’” [9](127)。她坚信“只有当全世界成为一家人时，人与人之间才能听得更清楚、看得更分明” [10](127)。水仙花这一独特的社会文化意识渗透在她后期的主要作品，特别是她的颠峰之作——短篇小说集《春香夫人》之中。
在这部作品中，水仙花将她“一家人”的社会意识推向了极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小说《潘特和潘恩》。《潘特和潘恩》讲述的是一对不同种族兄妹之间的感人故事。故事中，水仙花独具匠心地设计了一个普通的中国三口之家和一个白人养子组成的特殊家庭，并以这个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潘特和潘恩这对兄妹之间的关系构成“一家人”的意象免费论文网。这是个和谐幸福的四口之家。哥哥潘特虽然是个白人，但在家中除了外表之外，他丝毫没有显出白人的特征。在这个家庭里，没有了种族间的界线，联结他们彼此的是一种真诚的爱。父母对子女的爱使朗余夫妇对潘特视如己出，对他倾注了和自己亲生女儿潘恩一样的爱。两个孩子之间的兄妹之情更是“一家人”意象中的亮点。如在故事开头出现的妹妹潘恩喂荔枝给哥哥吃的一幕；又如，小潘恩为了帮助调皮的潘特免受逃学的责罚而宁愿挨老师的杖罚，而当潘特看到心爱的妹妹受责罚时，向老师的脸上挥上了他的小拳头等等感人场景。这样一个超越了种族界线而以爱作为维系物的家庭正是水仙花理想中的“一家人”社会的原型。在构建“一家人”社会原型的同时，水仙花试图通过潘特和潘恩对“白人”或是“中国人”涵义的天真理解，解构“种族”这一传统观念下人的天然属性，从而扫除通向她“一家人”理想社会的最大障碍。潘特虽然在一般人眼里是个不折不扣的白人，但在他自己以及妹妹眼里却是个“中国人”。当朗余夫妇不堪周围人的眼光，决定将潘特送走时，潘特哭喊着：“我也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潘恩也哭着说：“他就是中国人！他就是中国人！”故事中两个孩子当时根本不理解“中国人”的涵义埃迪斯·伊顿，但对他们来说这正是证明两个人同属“一家人”的符号。种族标记这一划分东西世界人的重要依据，在毫无社会文化意识的潘特和潘恩的眼里却成了没有意义的符号。这似乎论证了种族不过是“社会的构建”，虚假的，人为精心设计出来的。
通过解构传统观念下种族等人类与生俱来的，确定无疑的自然属性，水仙花推翻了试图割裂世界的种种标识，提出了世界应该成为“一家人”的依据———人的真正自然属性是人性，而“人性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一样”。“的确，这些中国人像其他民族的人一样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和性格特征，但是从广义上来说他们和地球上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既然每个人身上的民族标识等都不是人的真正属性，那么自然“个人主义比民族主义重要得多”，水仙花由此宣称“没有国籍”。虽然此后她仍然沿用“水仙花”这个笔名，但是此时的“水仙花”已不再是代表她中国人身份的符号，而是成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标记。由此，水仙花从“中国人”变为“无国籍的欧亚人”，完成了文化身份构建的第二次重要飞跃。
水仙花一生中文化身份意识发展的两次飞跃令她以一种超越时代的眼光去观望世界。虽然在她生活的时代她为北美华人不公待遇的呐喊、为东西方融合为“一家人”所作的努力显得那么力量“微弱”，并没能引起强烈的共鸣，然而，在她纤弱外表下的那份勇气与执着足以使她成为北美华裔文学史上一名真正的女勇士。她死后墓碑上“义不忘华”的铭文是对她的最高褒奖，正如她同时代的一位华人所说，“在美华人永远都会感激曾为他们的权益勇敢抗争的水仙花”。
参考文献：
[1][2][6][9][10]Sui Sin Far. Mrs. Spring Fragrance and OtherWritings. Ed. Amy Ling and Annette White-Park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5.
[3][7]White-Parks, Annette. Sui Sin Far/ Edith Maude Eaton: A LiteraryBiograph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5.
[4][5]胡勇.《文化的乡愁: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认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
[8]Vogel, Todd. Rewriting White: Race, Class, and CulturalCapital in Nineteenth - Century America.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
